煙草在線據法制周末報道??? 近日，首個由民間控煙組織向8個控煙職能部門提出政府信息公開得到回復。

　　2013年5月5日，北京市義派律師事務所向“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履約工作部際協調領導小組”8個小組成員申請政府信息公開，申請內容主要包括控煙履約經費總額及來源、控煙履約經費支出、對于煙盒上使用警示圖形的態度等。

　　8個部門都在法定時間內作出了答復，值得注意的是，這是該小組政府信息首度公開。

　　此前，2003年11月，中國政府簽署了《煙草控制框架公約》，2006年1月9日，公約在我國生效。

　　2007年4月27日，國務院批復成立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履約工作部際協調領導小組，組長單位為工信部，副組長單位為外交部和國家衛生計生委。成員單位分別為財政部、海關總署、國家工商總局、國家質檢總局和國家煙草專賣局。

　　2012年12月21日，控煙履約領導小組，在經過30多個月的協調統籌后出臺了《中國煙草控制規劃(2012-2015)》。

　　八部門回復被指過于籠統

　　盡管得到了8個部門的回復，但是受訪專家對回復內容并不是“很滿意”。

　　對于控煙經費，外交部回復“全部來源財政撥款。2006年以來，在控煙方面的年均支出為100元，合計800元，主要用于國際禁煙日制作控煙標語橫幅”。

　　國家衛生計生委回復，2006年以來，相關經費約8660萬元，其中中央本級經費，2006—2009年，每年約265萬元，2010—2013年，每年約150萬元；中央補助地方項目經費，2006年—2012年，每年約1000萬元用于補助地方創建無煙醫療衛生機構示范基地。

　　財政部回復：“控煙所需資金全部由財政安排，截止到2012年年底，中央財政已累計安排近600億元，地方各級財政也相應安排了補助資金。”

　　國家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功煥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說：“財政部的回復說，2012年年底已經累計安排近600億元，而這個經費具體用在哪兒并沒有說明。”

　　而海關總署、國家工商總局、國家質檢總局、國家煙草專賣局則以不屬于信息公開范圍作為回復。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控煙辦公室副研究員肖琳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說：“這次只是起步，未來前進的方向可以更加細化，比如給海關總署申請禁煙工作目標的信息公開，針對這次海關總署的回復‘打擊香煙走私違法犯罪活動’，我們有權利追問，這項工作做了沒有，如何落實，如何做到有根有據。”

　　“明年會對專項問題進行追問，比如對于財政部，會問到錢撥給了哪些單位，這些單位進行了哪些研究，研究成果是什么等。”本次活動的發起人之一、北京市義派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振宇說。

　　民間力量不容小覷

　　2011年年初，由多位中外控煙專家聯合撰寫的《控煙與中國未來—中外專家中國煙草使用與煙草控制聯合評估報告》指出，我國控煙效果的確微弱，與《公約》要求差距巨大，履約績效得分很低，只有37.3分。

　　“中國2000年之前控煙還不錯，1997年是高峰，從那之后就開始走下坡路。一個原因是主管部門不積極主動，決策層缺少一批熱心控煙的人。”中國控制吸煙協會原副會長張義芳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國政府已加入《公約》，但是實際行動不夠。《公約》要求，煙盒上2/3的地方必須登警語，中國沒實行。

　　《公約》還要求降低吸煙率，但中國一直排在前幾名，甚至逐年上升，現在吸煙率達40%，男性達70%。世界衛生組織曾發布報告稱，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吸煙比例在上升的國家。

　　楊功煥指出，國家煙草專賣局和中國煙草總公司作為中國政府履行《公約》領導小組的主要成員單位，進行了不利于控煙履約的工作和活動，這是控煙效果微弱的根本原因。

　　“毫無疑問，最大的障礙是來自煙草業的強烈阻撓。”2010年11月18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陳馮富珍在世界衛生組織《公約》締約方第四次會議上表示，防止煙草業干擾公共衛生政策是《公約》的基石，對履約工作至關重要。

　　王振宇說：“我國控煙履約工作缺乏明確要求和目標，沒有考核、懲罰機制，小組成員是平級單位，影響開展工作。”

　　“從目前來看，控煙的幾大政策都沒有實質進展。只要領導重視，中國沒有辦不了的事。我們之前搞疾病控制搞了那么多年，難度那么大，最后的成績讓世界人羨慕。控煙也是如此，我認為只要政府重視，再大的困難都是小的。”中國控制吸煙協會常務副會長許桂華堅信。

　　她介紹：1990年中國控煙協會剛剛成立的時候，我國有154個城市都制定了公共場所控煙條例和法規，政府部門也開始主導控煙。但從1998年之后，中國控煙事業陷入了一個停滯期。直到2005年，世衛組織通過《公約》，人大批準通過《公約》，這幾年控煙工作才有進展。

　　控煙法規層級低

　　當被問及“對履行公約需制定和調整法律法規的意見”時，工信部答復：“公約和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一致，各部門將按職責制定、完善法律法規。”

　　當被問及“自2006年以來我國處罰在公共場所吸煙的人數和罰款數額”時，衛計委答復“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實施細則》沒有將公共場所吸煙納入行政處罰范圍，因為沒有相關信息和數據”。

　　王振宇表示，工信部的答復無明確數據，但是仍可以從我國控煙立法現狀中得出結論，那就是控煙領導小組對推進立法效果甚微。

　　在衛計委的信息公開回復中，也道出了癥結所在：“無煙城市”執法依據來源于地方立法，而地方立法層級過低，在執法權力、實施處罰等方面面臨合法性缺陷。

　　據中國疾控中心控煙辦公室統計，早在原衛生部禁煙令出臺前，中國已有157個城市出臺了公共場所控煙的地方法規，除了上海、南昌等極少數城市情況稍好些，其他城市大都陷入有令難行的尷尬局面。

　　國際著名控煙活動家臧英年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亞洲控煙效果最好的國家和地區，如泰國、新加坡、我國的香港和臺灣地區都有煙草防治法，中國雖然也有地方性的控煙立法，但其效力顯然不足以應對當前的控煙形勢。

　　“應盡快制定全國性的控煙法律，使控煙有法可依。”臧英年認為，這一法律的主要內容應包括保護非煙民不受煙害、協助煙民戒煙、在煙盒上印制警示圖像、征收煙草稅等。

　　王振宇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我國的法律，只有禁止，沒有處罰，在以后的立法中，是否考慮把禁煙寫進治安管理處罰法中去。”

　　對此，楊功煥建議，“全面推行公共場所禁煙”的“路線圖”應包括國家和地方層面的立法執法、煙草控制項目活動、保障措施和監督評價等方面；開展健康教育、提供戒煙服務；提高煙草稅率和價格以及建立煙草控制評估指標體系等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