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城市是否文明？判斷標準當中有很大一個因素是煙民是否能做到“文明吸煙”。

　　近年來，我國城市控煙的立法步伐加快，多地陸續(xù)修訂或出臺控煙政策，限制公共場所等區(qū)域的吸煙行為。盡管在立法層面舉措不斷升級，但在實施過程中，城市的“煙火”依然難以完全熄滅。

　　事實上，城市控煙已不是新概念和新舉措。早在2003年，中國就簽署了《世界衛(wèi)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要求所有的室內公共場所和工作場所全面無煙。而“公共場所禁煙”也已納入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規(guī)劃和“健康中國2030”規(guī)劃綱要。目前，包括北京、上海、深圳、青島等在內的24個城市出臺了公共場所禁止吸煙的地方性法規(guī)。

　　近期，北京市義派律師事務所和北京市控制吸煙協會、中國控煙協會控煙公益法律專業(yè)委員會聯合發(fā)布《24個“無煙城市”控煙政府信息公開申請公益行動報告》，該報告為公益項目，2018年，報告選取24個“無煙城市”提出控煙執(zhí)法政府信息公開申請，申請公開的事項包括執(zhí)法依據、禁煙標識、控煙經費、執(zhí)法數據等十個方面。

《報告》發(fā)布現場

　　據報告指出，在控煙執(zhí)法的個人罰款人數方面，共有9個城市公布了數據，深圳、海口、北京三個城市被罰款煙民數量最多，其中深圳25000人、北京3292人、海口3183人。罰款總金額方面，深圳、上海、北京三個城市均超過百萬。

　　報告指出，從2015年至2017年對個人處罰人數和罰款金額對比來看，深圳、北京、上海、天津、西寧、蘭州6個城市對個人加大了執(zhí)法和處罰力度。

　　讓我們來看看深圳，控煙一年以來，“無煙城市”控煙執(zhí)法效果如何呢？如果單單從執(zhí)法層面來看的話，執(zhí)法工作確實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一年有2萬5000人因為控煙執(zhí)法被罰款，這個數量有點驚人。

　　但是站在煙民角度來看的話，或許有點過于嚴厲了。控煙的另一面是煙民這個龐大的群體，目前，中國有3.5億煙民，煙民也有自己的需求，在立法趨嚴執(zhí)法升溫的情況下，煙民群體是不是也需要考慮一下？

　　在大眾普遍認識到煙草對健康有害的今天，社會作為一種調節(jié)機能而對吸煙場所進行一定的限制本無可厚非，但是一刀切的禁煙方式是對一部分人的權利的一種侵權和剝奪。控制吸煙的危害完全有必要，但是在立法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考慮到民主——使得各方合法利益和權利得以并存，立法者還必須充分考慮到法治——使得所立之法有理有據，使人心服口服具有完全的可操作性，才能夠更好地實現法治。根據社會現實而采取的靈活和妥協，反而體現了立法的理性與進步。

　　世界各國在控煙立法的過程中，在探索深化控煙進程中，都采取了因地制宜的理性做法，是與社會各方進行了充分協商并達成的共識，是兼顧到各方利益及權利的結果，中國政府在制定控煙政策時，也必須尋找到一個合理的平衡點。

　　長期以來，對于控煙，一方面有關部門一味喊打喊殺，以至于把“控”演變成了“禁”，人們談煙色變，防煙甚于防虎。另一方面，煙民們因為沒有立足之地，滿腹牢騷，不文明吸煙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甚至演變成公共事件舉國關注。在這種情況下，推廣環(huán)保吸煙室、呼吁煙民文明吸煙是否更有效果？

　　站在煙民的角度上去思考，不受打擾且整潔舒適的吸煙環(huán)境乃至場所才是其真正需求點所在。但是在日益嚴苛的控煙環(huán)境下，煙民不僅缺少正常的吸煙環(huán)境，更不用談及舒適度等高階需求，不受尊重已成為吸煙者面臨的常態(tài)。

　　由于目前室外吸煙環(huán)境建設的落后，以及控煙方面政策的“一刀切”，比如北京上海關停機場、火車站吸煙室，煙民只能偷偷在角落吸煙，這也加劇了非煙民抵制“二手煙”的認知。但其實，煙民的素質和公共政策是否友好、公共設施是否到位密切相關。很多人吐槽二手煙危害，抱怨煙民不顧他人感受，不否認有部分煙民素質不高，但這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完善公共設施、改良公共政策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