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專稿　　據有關媒體報道，近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原院長趙平在3月8日召開的政協會議上建議，中國的煙草稅和香煙的價格應提高30%，以減少吸煙量。趙平表示，如果香煙價格增長30%，將會有50%的煙民減少吸煙。他認為，香煙價格至少應提高3成，最好達到5成。”他還指出，“美國就曾用提高香煙價格的方式，減少了吸煙量”。

　　香煙是商品，它的生產、銷售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趙院長提出的提高香煙的稅率和價格的做法事實上是屬于政府干預的方法，也是計劃經濟時期政府經常采用的、宏觀調控的做法，與市場經濟是背道而馳的。當前，我們正處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李克強總理不止一次提到，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政府主要做好服務工作。此外，提高稅率和價格其實是一回事，即便價格提高了，也只是一部分香煙的價格，不可能所有香煙的價格都漲到能讓“50%的煙民減少吸煙”的程度。而且絕大多數煙民吸煙只是習慣，他們對于價格并不感冒，該吸煙的還是會照吸不誤。而且一旦香煙的價格高到一定程度，制假、販假的不法分子會借機而動，相應的各種假冒偽劣的香煙就會充斥整個卷煙市場，對于國家的財政收入將造成嚴重沖擊，這想必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結果。

　　對于控煙，筆者一直認為應該從宣傳教育做起，而且只做增量，不做存量。也就是說要以還沒有開始吸煙的青少年為主，教育他們珍愛生命、遠離煙草。而對于成年人及吸煙多年的煙民，我們所能采取的只是提醒，甚至連勸阻都不用，因為他們也不聽勸，而且勸阻不當往往會發生意外的后果，近期就有不少因勸阻吸煙而受到人身傷害的案例。因此，如何做好青少年的禁煙工作，盡最大努力減少低齡煙民才是控煙工作的當務之急。

　　關于控煙，還有一種觀點也很有市場，就是加大控煙的立法。其實，正如我國其他領域一樣，控煙并不完全是因為立法不健全，相當多的時候是有法可依，存在的問題主要有兩點，一是執行力度太差。在很多場合的管理者看來，似乎執行不執行真的是無關緊要，比如餐館，為了照顧生意，鮮有經營者有動力、有能力去對吸煙者進行勸阻，而在這些場合無一例外的都沒有強有力的執法者去進行監督。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另一些場合，比如飛機、高鐵車廂，你看到過有幾個人吸煙？其實，我們換個角度想一下，為什么我們的餐館、商場不能做到像飛機、高鐵車廂那樣高強度的執法呢？這說到底是個能否做到執法必嚴的問題。二是法律法規的可操作性不強。絕大多數的控煙法規只是規定了大框的問題，而對于具體的細節問題卻語焉不詳，比如是誰要履行對吸煙者的勸阻職責？不履行職責怎么辦？對吸煙者勸阻無果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如果罰款是誰來執行？罰沒款用來干什么？等等一系列問題都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等于說這部法規沒有執行的土壤，那它的可操作性就可想而知了。

　　趙院長還談到了“美國曾用提高香煙價格的方式，減少了吸煙量”的案例，筆者在這里想強調的是，禁煙和控煙的文化在美國之所以能夠深入人心，這與美國民間社團的大力宣傳是密不可分的。據相關數據顯示，2012年，在美國參與控煙的民間機構就有1400多家，這其中包括由美國許多醫生、專家、學者共同參與的美國癌癥協會等著名機構。而在中國，參與控煙宣傳的民間社團樂觀估計不超過100家。此外，從煙草稅方面來看，美國的稅率約為40%，而在中國，最常見的甲、乙類卷煙稅率分別為45%和40%，基本上與美國是持平的，甚至還略高一些。但是我國和美國的人均收入相比呢？恐怕就不可同日而語了。如此看來，提高煙草稅的做法，只是對增加財政收入略微有些好處，而對于控煙來說真的是收效甚微。

　　再退一步講，增加的這些財政收入如果真的能充分用于控煙工作和救治吸煙者，那這稅也算沒有白提高。據2012年數據顯示，美國每年用于各種醫療的費用已經占到GDP的17%，而且隨著奧巴馬全民醫保政策的陸續推出，這個比重還在持續增加。而據某權威網站報道，2014年我國的醫療費用才占到GDP的5.1%，而且還是在持續多年增長之后的數據。就即便這5.1%的醫療費用，又有多少用來對吸煙進行救治呢？事實上，真的可以用微乎其微來形容。由此看來，提高煙草稅率和價格的做法，無疑是在做表面文章，治標不治本，甚至能不能治標都難說。

　　“治大國如烹小鮮”，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每一項改革、每一項政策的制定都是一個綜合治理的過程，需要考慮的問題很多。單純的從某個角度出發，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如何進行科學的、有效的控煙，既關乎我國經濟的發展，又考驗執政者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