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專稿

　　我是一支煙。

　　從某一刻起，我開始懷疑我自己的價值。

　　鋪天蓋地的“捕殺”與“追擊”，讓我無從適應；歇斯底里的面孔，讓我悵然；難道，我真的那么十惡不赦？

　　可是，我猶記得他們是愛我的：

　　煙農伯伯每天都會農間地頭的照看我，因為我是他們一年生計的重要支撐；生產線上的員工待我和善，提高質量，追求精益；商業公司的經理們敬業推廣、走訪零售戶，希望我能夠有不俗的表現；零售戶們認真向他人推介，期待著我給自己帶來更多的收入；消費者們，則期待著賽過活神仙的“調侃”與愜意。

　　為什么，我在有些人眼中，我成了這番模樣？

　　因為是煙草，所以在他們眼中，我的任何一步都帶著“吸煙有害健康”的原罪，便連我做善事也會有些“有心人”在那指責我？難道，我捐的款項就便不是善款了么？難道，幫助別人，這不是我應該去做的事情么？何必又來剝奪我的這項權力？

　　有罪的到底是誰？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里說，所謂商品，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兩種屬性。商品的價值就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是商品的本質屬性。商品的使用價值是商品能夠滿足人們需要的物品的有用性，是商品的自然屬性。

　　而我，按照馬老的言論，凝結了產業鏈條上所有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具有我自己本身的價值；在發生交換的同時，滿足了人們的需要，實現了我的使用價值；歸根到底，不過是件普普通通的商品。

　　可能，您會說，我是特殊的商品，因為我具有一定的危害性。那么，同樣請問，汽車，在正常使用情況下會排放尾氣、污染空氣、甚至造成交通事故，您為何還是要去買那些鐵家伙呢？何況，我本身就被有所限制，無論是價格調控或者是買賣渠道，都是通過國家機構協調控制，甚至還有專門的“世界無煙日”來對我或者不吸煙方面需要特別關注的話題進行宣傳。　

　　是的，我確實是天生就帶有一定的危險系數，所以，打從一開始，我對于自己也是做了限制的，無論是吸食者的年齡，還是購買的渠道，最近還通過了價格調整來減少吸煙者。所以，我也一直在做自我完善。偶爾靜夜自省之時，總不免忿忿，因為有些話述，真是太過苛刻。在沸沸騰騰的網絡時代里面，任何人都有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力，我尊重你表達觀點的權利，可是在你尚未清楚事實的情況下，發出的言論，你又是否考慮過，這可能損害了我的權利？對于當事人而言，你有沒有想過，這是他們不可承受之重？于你而言，不過一句話，于他們，卻是切膚之痛。既是吸煙有害健康，那你就有了選擇的權力，別人也有了選擇的權力，你不去勸阻別人，你又何苦去為難這個行業？究竟是這個行業的錯，還是你的錯？倘若真真有那樣絕對的事情，又談什么一分為二的觀點？老子又何必千年之前就告知你，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

　　弗洛伊德說，雪茄有時僅僅只是雪茄。

　　在精神分析學大家弗洛伊德看來，力比多是人類心理現象發生的驅動力，他認為人的一切心理活動和行為的動力源泉，是性欲、性本能沖動。正因為這樣的言論，不少學者批判他泛性論；可是即使是泛性論的提出者和擁躉者看來，雪茄有時也僅僅只是雪茄。

　　倘若存在即合理，我也有自己的話要說。你有沒有考慮過，其實，煙草行業也不過是眾多行業中的一脈分支，不過是國家眾多壟斷經營的行業之一，不過是上繳國家稅利和財政收入的大戶之一而已。

　　如果從產業劃分來看，我既屬于第一產業，也屬于第二產業，同時也是第三產業；如果從就業崗位提供而言，滿足130多萬種煙農、500多萬零售戶，和50多萬煙草工商企業從業人員，粗略算來與煙草生產經營直接相關的勞動人口超過2000萬；可巧的是80%以上的煙葉生產和50%以上的卷煙生產均集中在老少邊窮地區，這些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對煙草行業依賴度很高，實現煙草轉產和發展煙草替代種植需要一個較長的過渡階段。在2008年之前，包括中煙在內的所有央企都是不需要向國家上繳紅利的，賺來的錢全部企業自己留用。2008年之后，國家開始要求一部分央企上繳紅利。最初為5%，后來調整為最高15%。2014年，財政部再次下文，提高央企上繳紅利比例，中國煙草作為唯一的一類企業，需要上繳利潤的25%，中石油中石化等二類企業上繳20%。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到2020年，國有資本上繳紅利的比例將提高到30%，如果按照這這個比例，僅中國煙草一家每年就將上繳國家500億。

　　凡此種種，我要說的無非是，我不過是件商品，任您選購，對我的生死大棒殺器，著實不用；與其口誅筆伐，不偌從自己做起，不抽煙，從身邊做起，文明理性控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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