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據和訊報道 控煙帶來的巨大健康收益也間接地貢獻了巨大的經濟效益,減少一個吸煙者就減少一批二手煙受害者,相當于減少對應的疾病防治開支。
二手煙兇猛
家中有孩子的煙民父母大都會避開小寶貝所在的空間過把癮,說明一個樸素的道理,所謂控煙就是控制二手煙傳播。那么,二手煙有多兇猛呢?
世界衛生組織(WHO)認為,2013年全球有500萬死亡人口曾經有吸煙史或者處于煙民行列。在因煙辭世的人中,有大約60萬受害于二手煙,約占總數的12%。
2013年,由中國、美國、英國科學家組成的研究團隊選擇中國作為范本專門研究二手煙與老年人涉煙健康之間的關聯性(中國被認為是全球煙民最多的國家),參與者來自中國安徽醫學院、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和美國,研究成果發表在《職業及環境醫學》(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雜志。
研究背景是,中國有大約6.5億人不得不吸入二手煙,每個煙民大致會讓另外兩個不吸煙者被動吸入。中國也是全球老年癡呆癥患者最多的國家,且發病率呈迅速上升之勢。
研究結論是:被動吸煙的老年人罹患老年癡呆癥的機會很大,在被調查對象中有10%的老年人患有嚴重的老年癡呆癥。
專業機構研究認為,對外界有害環境同樣敏感的處于身體發育期的少兒群體,二手吸入香煙的危害也顯而易見。
2010年,英國皇家醫生協會RCP(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發表一份報告,題為“Passive Smoking and Children(兒童與被動吸煙)”。報告認為,2010年英國有約21%的人口(英國人口約6200萬)抽煙,與目前北京的煙民比例相若。英國每年因吸入二手煙導致30萬兒童看醫生,其中有1萬名兒童需要住院。
在具體病種方面,200例患兒為腦膜炎、120000例患兒為中耳炎、20000例患兒為胸肺部感染、22000例患兒為哮喘.在英國每年40例嬰幼兒猝死的病例中,8例(五分之一)與二手煙有關,這些兒童病例都被確認經常性處在被動吸煙的環境中。
該報告提醒,孩子被動吸煙最可能的制造者是煙民父母。父母都吸煙,孩子被動吸煙的可能性較之非吸煙家庭大9倍。如果一方吸煙,孩子受影響的概率,母親吸煙為6倍、父親吸煙為3倍(一般母親陪伴孩子的時間相對較多)。報告特別指出,煙民父母為“保護”孩子采取的一些貌似“安全”的手段,到另外一間屋子過癮,比如打開窗戶對外面吐霧等等,其實于事無補,并不會實質上影響孩子被動吸入香煙的結果。
在專業界的觀點里,青壯年群體長期被動接受二手煙造成的危害也是顯而易見的。
英國在2007年實施公共場所禁煙,兩年后的2009年9月,英國衛生部發表報告評估禁煙效果,結論是“效果遠超預期”。
英國衛生部的報告指出,在此期間英國心肌梗死的發病率大幅下降了10%,這是事先未曾意料到的。而心肌梗死在英國是危及民眾生命的嚴重病患之一,2009年之前,英國每年罹患心肌梗死的人多達27.5萬,其中14.6萬人死亡。
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所屬刊物《Circulation》(循環)和美國心臟病學會會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美國心臟學院雜志)發表的兩篇文章則認為,同期英國心肌梗塞的發病人數的下降幅度達26%,相當可喜。
《美國心臟學院雜志》文章的研究領導者詹姆斯?萊特伍德博士認為,美歐引入禁煙法之后,心肌梗死發病率的下降相當明顯,第一年就有17%左右降幅,三年累計可達36%。他認為“心肌梗死的發病率不可能因禁煙降為零,但在禁煙的舉措下中短期內顯著降低發病率是可能實現的”。
德國健康專家瑞內爾?漢內溫克Reiner Hanewinkel和美國健康專家杰姆斯?薩金特James Sargent在2012年分析德國DAK保險系統360萬參保人的醫療數據后撰文指出,在德國餐飲業禁煙令發布之后一年,參保人罹患心血管疾病入院的比率下降了6.8%,心絞痛的發病率更下降了13%。德國煙草業聯合會的企業家們并不贊同這一結論,他們認為此間心血管病患下降的影響因素不僅僅是餐飲業禁煙一個。
控煙風景線
在歐洲,被認為實踐禁煙行動較早的是愛爾蘭。2004年3月29日是愛爾蘭在公共場所禁煙的第一天,全球主流電視媒體派出報道組在都柏林一家酒館見證了愛爾蘭禁煙令的生效日。
愛爾蘭被稱為“酒館之國”,酒館文化在愛爾蘭傳承良久。酒館文化中有一個內容:煙酒不分家,起初相當多的愛爾蘭人并不認為可以成功把香煙從愛爾蘭的酒館中趕走。資深煙民、愛爾蘭旅游部長邁克爾?林說: “我曾經認為這項禁令永遠也不可能實現。因為酒和煙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
愛爾蘭酒商聯盟(Vintners’ Federation of Ireland)之前發表聲明認為,禁煙令“無必要、不可行、無道理”,愛爾蘭煙草業協會則預言,餐飲業、賓館酒店業將遭受重大“打擊”,損失大約6.5萬個工作崗位。
禁令生效后一個月,愛爾蘭衛生部門的調查結果出乎意料,包括該國當時7800個酒吧、酒館在內的97%的工作場所實現無煙環境,民調顯示當時有80%的煙民給禁煙令投贊成票。
2013年,愛爾蘭無煙研究所(TobaccoFree Research Institute Ireland)發布該所的統計數據表明,禁煙10年,愛爾蘭有3700人因此保住性命(愛爾蘭人口約450萬),心臟病發病率下降26%,中風發病率降低32%,效益顯著。
繼愛爾蘭之后,2004年有挪威、新西蘭,2007年有意大利、英國,2008年有印度、2010年有希臘,2011年有巴西、2014年有俄羅斯加入全國性禁煙的行列。還有一些國家如美國、德國雖未有全國性禁煙法律,但在州一級禁煙。
2002年美國通過了一項法案《Smoke-Free Air Act》(無煙空氣法)。法案規定,禁止在辦公室、地鐵、酒吧等“帶蓋”的大多數公共場所吸煙,后來延伸到餐廳、商場。控煙執行最強力的被認為是美國人口最多的三大城市紐約、芝加哥和洛杉磯,2011年紐約甚至將供民眾散步休閑的公園、沙灘、步行街及廣場“不帶蓋”的場所納入禁煙范圍。
據統計,控煙10年后的2012年,美國的成年煙民從上世紀60年代的42%下降到19%。據統計美國3億人口有大約4500萬成年煙民,根據《美國醫學會雜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刊登的文章資料,美國因抽煙引發的疾病每年花費醫療費960億美元(約合5952億元人民幣)。令美國學者擔憂的是,在成年煙民減少數百萬的同時,18~25歲的煙民卻在增加,34%的青少年承認數月內抽過煙,每年有80萬美國青少年加入煙民隊伍。
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于2014年草擬了一部新煙草法案并且交予社會公眾討論,征求意見。這部草案的一項內容被認為頗具爭議。這就是:需要計算減少抽煙的成本效益,這個成本效益的計算參數是“幸福感”。新法規認為,對減少吸煙帶來的效益,如降低過早死亡和心血管疾病發病率,需要乘以一個系數0.3才是可供參考的實際價值,再把這個價值與煙民放棄吸煙喪失的幸福感比較,作出是否戒煙的決定。
草案甫一出爐,立即在美國公共衛生領域引發強烈反彈,其中暗含一個經濟悖論:何處監管吸煙越嚴厲和成功,該處在經濟核算中的損失越大。換言之,控煙成功拖了GDP的后腿,因為該草案將控煙的經濟效益基本“抹殺”了。有學者認為,這個法案如果兌現,有可能引起煙草業挑戰控煙法律的行為。也有學者認為,對一直加強控煙的FDA,這個新法案的作用是負面的,會阻礙控煙執法。FDA是美國控煙的執法者,由FDA起草的這個新法案在有些人看來,有執法者自己捆住手腳之嫌。
相當多的反對意見來自經濟學界,認為該法案在控煙的成本和經濟效益上計算失誤。這個失誤來自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經濟人”是理性的。但是,吸煙者并非理性經濟人,抽煙往往與青少年時期的沖動有關,而戒煙卻因為有心癮很困難。
德國的禁煙則一波三折,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西德就開展禁煙運動,但經過20年的努力才上升到法律層面的操作。1998年德國聯邦議會討論《保護不吸煙者法案》(足見切入點是二手煙),但未獲通過,站出來反對的居然是當時的德國健康部部長赫爾斯特?瑟赫菲爾(Horst Seehofer)。8年后的2006年,當聯邦政府再次與社民黨議員聯手提出禁煙法案時,再次被否決,這回的強勢反對者是聯邦法律部長布里吉特?澤普里耶特(Brigitte Zypries),理由是“聯邦議會不具憲法功能,不能就公共場所是否允許吸煙做決定。”
造成德國禁煙法案兩度流產的主要原因來自經濟考量,最大的反對力量是餐飲業。德國餐飲業聯合會認為,實行禁煙法的國家都對經濟造成過“嚴重影響”。德國盛行啤酒文化,在酒館抽煙是消費者最常見的行為,如果在酒館禁煙,很可能趕走大批消費者。2005年,德國政府與餐飲業聯合會達成一個折衷方案,在不立法的前提下,在面積大于75平方米的提供餐飲的場所,劃分吸煙區和非吸煙區,在2008年之前完成。
但8年后原先對禁煙法案持反對意見的前聯邦健康部長瑟赫菲爾態度有了180度轉變,認為必須出臺“特別嚴格”的禁煙法令。同時,德國16個州政府也認為應該開展禁煙,但對禁煙的細節有爭議,以至于州長們召開的相關會議未能達成一致意見。2007~2008年間,德國各州自行訂立《保護不吸煙者法律》,其中最嚴格的數巴伐利亞州,當年擔任州長的埃德蒙德?施托依貝爾(Edmund Stoiber)下令“在所有公共建筑內和所有餐飲店內不許吸煙”。但是也有與巴伐利亞州寬松程度不一的禁煙令,以至于有人調侃德國人出門應該帶上“禁煙地圖”。
2015年5月,德國聯邦藥物成癮問題專員瑪勒內?
篤行致遠 2024中國煙草行業發展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