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8日，美國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項重大決定，推翻了具有40年歷史的“雪佛龍尊重原則”。這一決定對美國的行政立法產生了深遠影響，也讓無數行政立法面臨法院的挑戰。然而，這一決定對煙草業以及煙草巨頭的影響如何呢？讓我們一起來探討一下。

“雪佛龍原則”的起源與應用

首先，我們需要了解一下“雪佛龍原則”的起源和內容。這個原則源自1984年的案件“雪佛龍訴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當時美國最高法院規定了一項新的司法審查標準，即在法律條文含糊不清時，聯邦法院應如何審視行政機構的法律解釋。該原則包含兩個步驟：第一步是法院首先判斷法律文本是否明確；第二步是若法律文本含糊不清，法院則需評估行政機構提出的法律解釋是否合理或可接受。

在過去的40年里，“雪佛龍尊重原則”成為美國聯邦行政法監管中極為重要的法律原則之一，被聯邦法院引用超過18000次，極大地影響了行政法的實踐和理論發展。

“雪佛龍原則”的逐步邊緣化

然而，從2016年開始，最高法院實際上已停止使用“雪佛龍原則”。其原因主要是該原則受到多種競爭性解釋和豁免的影響，導致其在實踐中變得不連貫且難以執行。特別是在2022年，美國最高法院在“西弗吉尼亞州訴美國環保署”（West Virginia v. EPA）案中明確了“主要問題原則”，要求行政機構在做出具有重大經濟和政治影響的決定時必須明確指出國會的授權，這實際上宣告了對“雪佛龍原則”的廢棄。

這一決定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識形態驅動的，保守派法官支持此決定，而自由派法官則反對或棄權。這反映了共和黨總統任命的保守派法官試圖通過限制行政機構的自由裁量權來重塑美國的行政法格局。

推翻“雪佛龍原則”的決定可以視為一個長期趨勢的頂峰，即通過法律手段限制行政權力，確保行政行為嚴格基于國會明確的授權。這種趨勢不僅反映了對行政權力擴張的擔憂，也是對如何平衡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的一種重新考量。

廢除“雪佛龍原則”對煙草業的影響

那么，廢除“雪佛龍原則”對煙草業以及煙草巨頭有什么影響呢？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雪佛龍尊重”原則，此舉極大地削弱了FDA等機構的權力，可能會給該機構的監管帶來更多挑戰，

首先，推翻雪佛龍的新決定為FDA煙草制品中心（CTP）及其自2009年《家庭吸煙預防和煙草控制法》通過以來制定的規定打開了諸多挑戰的大門。如果沒有雪佛龍原則，人們會質疑該機構是否在各種規定上超出了國會的意圖。這可能會使FDA提出的未來規則復雜化，例如禁止薄荷煙和調味雪茄、尼古丁含量限制以及對煙草制造設施的要求。對于CTP而言，在《煙草控制法》頒布時對還是新興產業的電子煙和霧化產品的監管似乎尤其脆弱。

比如，FDA關于薄荷煙禁令的提議就引發了廣泛討論。包括全國黑人執法主管組織（NOBLE）和各大煙草公司的代表在內的多方利益相關者參與了討論。公眾意見調查顯示，禁止薄荷卷煙和調味雪茄并非FDA的首要任務，同時他們認為FDA應更優先處理其他問題如減少阿片類藥物濫用等（76%的人認為減少阿片類藥物濫用、70%的人認為授權處方藥、64%的人認為對公眾進行食品安全教育才是FDA的首要任務，排在最后的是禁止成人使用煙草制品）。調查發現，多數選民（74%的人）更傾向于采取煙草減害的方法而非徹底禁止，只有19%的人表示傾向于徹底禁止煙草制品。

美國最古老的代表黑人醫生的團體國家醫學協會（NMA），以及非裔美國人煙草控制領導委員會（AATCLC）和吸煙與健康行動（ASH）等反煙草倡導者也曾起訴拜登政府，指責其錯過了禁止薄荷煙的行動期限。這揭示了支持者擔心選舉年政治可能阻撓禁令實施的問題。另一方面，FDA要求法官駁回這樣的訴訟，辯稱尚未確定該禁令是否“適合保護公眾健康”，并指出原告缺乏直接起訴的資格。盡管這些團體強烈支持禁令以保護公共健康，但政府內部的猶豫、法律訴訟的挑戰以及選民的反對聲音，都表明了這一議題在美國社會中的復雜性和敏感性。

其次，隨著法院獲得更多自由解釋法律的空間，煙草巨頭可能面臨更多的法律挑戰和訴訟。保守派推動的法律環境變化可能鼓勵更多的訴訟行為，特別是來自那些可能利用新法律解釋對煙草公司發起責任追究的實體，如非營利組織和受影響的個體。這將導致公司在法律防御上的開銷增加。

第三，最高法院削弱聯邦政府權力并增強司法自由裁量權的裁決可能產生“寒蟬效應”，使得煙草公司在新產品開發和市場策略上更加謹慎。這可能抑制行業內的創新活動，因為企業在不確定的法律環境下可能不愿投資于新產品開發或市場擴展。

總結

綜上所述，“雪佛龍原則”的廢除標志著美國行政法實踐中的一個重要轉變，這一轉變深受法律、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

“雪佛龍原則”被廢所帶來的變化和趨勢，引發了法律界、政界以及各行各業的廣泛討論。

有人認為資金雄厚、法律資源充沛的煙草巨頭將成為最終的受益人，而FDA以后會束手束腳。

也有人認為，這一司法的“傲慢”實際上是法院給自己挖的大坑，因為法院根本不具備行政機構在各領域監管所使用的專業知識。

還有人認為這為煙草行業帶來了新的挑戰和不確定性，鑒于法律環境的不斷變化，煙草公司需要加強其合規結構和監管溝通策略，同時留意這一趨勢對業務運營和戰略決策的長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