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成癮包括生理成癮、心理成癮和社會成癮。在中國控煙協會副會長姜垣看來，更難解決的是社會成癮，也就是大環境的問題。

增強意識讓人們正確認識吸煙有害健康，有賴于更廣泛的控煙宣傳，以及更大力的健康教育。

圖為姜垣2018年夏天參加“你的權利我的責任”中國無煙企業啟動會。（供圖/姜垣）

“煙草：威脅我們的環境”，是今年世界無煙日的主題。

煙草危害是世界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之一。現實生活中，除了煙草生產和消費帶來的環境和健康危害以外，吸煙者在室內環境吸煙會帶來嚴重的室內污染，從而危害我們生活的微環境，并由此帶來二手煙和三手煙，影響自己、家人和同事的健康。

從1989年開始，每年的5月31日被定為世界無煙日，因為第二天是國際兒童節，人們希望下一代免受煙草危害。如今，世界無煙日已經走過了多個年頭，《中國吸煙危害健康報告2020》（以下簡稱《報告》）顯示，在多數國家的人均卷煙消費量持續下降的情況下，中國的人均煙草消費并沒有明顯下降，近年來反而有上升趨勢。全國吸煙流行病學調查數據顯示，總吸煙率在持續下降，但是下降幅度較低。控煙現狀依然不容樂觀，控煙工作始終任重道遠。

煙草的社會成癮更難解決

自2005年《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在我國正式生效以來，中國控煙取得了長足進步，控煙也被納入《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的15個重大專項行動之一，但從《報告》的調查結果來看，近15年來中國吸煙人數仍然居高不下。

戒煙難，是控煙難的重要因素。姜垣表示，煙草成癮包括生理成癮、心理成癮和社會成癮三個方面。“所謂的生理成癮可以用藥物控制，也的確有這樣的藥物可用。但心理成癮就比較難解決，比如有的人在寫材料的時候，順手就摸出一根煙，這是一種成癮性行為。更難解決的是社會成癮，也就是大環境的問題，它的變化是非常緩慢的過程。”

調查顯示，中國煙民有一個不同于其他國家煙民的特點——大概50%的人身上會帶著兩包煙，一包自己抽，一包為了社交。但以煙推動社交關系，并不是一個好的現象。此外，很多年輕人并不了解吸煙的真實危害，“我國控煙的一個很大障礙，就是人們對‘吸煙有害健康’的真正含義了解得并不透徹。”姜垣表示，大家都知道“吸煙有害健康”這句話印在煙盒上，但實際上對于吸煙導致心臟病、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的知曉率還不足50%，因此很多人也產生不了戒煙的強烈動機。

讓人們正確認識吸煙有害健康，也有賴于更多更廣泛的控煙宣傳，以及更大力的健康教育。“現在世界上比較推崇的一個健康教育項目，是美國疾控中心推出的‘tips from former smoker’。”姜垣介紹，其內容主要是收集美國社會真實的吸煙案例，出鏡人并非演員，而是曾經的吸煙者，他們會給出一些觸目驚心的忠告，比如什么時候開始吸煙的，如何患上糖尿病、失明、食道癌等疾病的，現在的狀態是什么樣的，等等。美國疾控中心統計，只要“tips from former smoker”一播出，當地的戒煙熱線撥打量就會增加好幾倍。

“當然，煙盒上更有力度的提示，公共場所的禁煙和煙價的大幅度提高，也是控煙的有效手段。”姜垣表示，煙價如能提高三倍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狀態，“同時國家稅收能增加一倍，吸煙率也能降低一半。”

針對青少年的控煙措施，姜垣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第一點是漲價，“因為青少年對價格更敏感，他們并不掙錢，所以漲價是有效措施。”

第二點是全面禁止廣告促銷和贊助，“青少年更喜歡模仿，如果名人吸煙或者是廣告中吸煙鏡頭過多，對青少年的影響是很大的。曾經有研究表明，喜歡F1方程式賽車的孩子，將來成為煙民的可能性較大，因為其中很多都是煙草廣告。”

第三點是成年人以身作則，“如果孩子回到家看到爸爸和爺爺吸煙，那未來他也很可能吸煙。”

全面控煙需再提速

控煙立法一直是控煙機構著力的主要方向，因為它能直接保護公眾免受二手煙危害。據統計，目前我國至少已有16個城市通過了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煙的法律法規，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遺憾的是，至今還沒有一部有針對性的全國性公共場所控煙禁煙法規，法律上仍然沒有完全實現對公共場所吸煙者說“不”。

不過，健康中國行動控煙行動中提到“到2022年要基本實現把各級黨政機關建設成無煙機關”的目標完成較好，無煙政府機關是減少二手煙危害、保護干部職工身體健康的有效措施，更是政府機關單位文明辦公的基本要求，姜垣也認為，無煙政府的創建是近兩年控煙中成效較為顯著的工作之一。

北京控煙微信投訴平臺——“控煙一張圖”的開發，是近年來的另一項成就。它不僅僅是一張圖，而且是一個實時地圖監管系統，可以把每個人的手機變成控煙監控攝像頭。當市民發現控煙不力的場所，便可隨手拍照片、錄像，并實時上傳至平臺進行投訴。接到投訴后，北京市衛健委網站、首都之窗和市愛衛會網站上的“控煙一張圖”會同步更新，并立刻“亮燈”曝光，便于志愿者和衛生監督部門進行勸阻和執法。被公眾投訴1至2次的單位，亮藍色警燈；被投訴3至4次的，亮黃色警燈；被連續投訴5次以上的，亮紅色警燈。當藍燈亮起時，該投訴單位附近的志愿者就會接到“派單”，兩人一組，到被舉報單位核實情況，告知負責人相關法規，幫助其落實整改，并于一周后進行復查。志愿者復查時，如相關場所整改效果好，將為其“消單滅燈”。對接連被投訴且不愿配合整改的“紅燈”單位，則直接由控煙執法部門處理，執法人員將約談被監管單位負責人并進行處罰。

“北京非常活躍的控煙志愿者大約有一萬人，我很佩服他們。”姜垣表示，盡管自己做了20年的控煙工作，但控煙志愿者的執著精神依然讓她特別感動，“這是一項幾乎沒有報酬的工作，能堅持下來非常不容易。”

只有這些還遠遠不夠。北京交通大學語言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黃彪文指出，近年來控煙倡導遭遇著巨大的困難和挑戰。不僅控煙報道量減少，還缺乏新材料和新角度，或者沒有把握好控煙傳播的特性。他希望未來有越來越多的媒體和從業者加入到控煙隊伍中，呼吁無煙立法、培育無煙文化、監督無煙執法、促進無煙科普。而姜垣更希望看到的是把戒煙服務納入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而不僅僅是在呼吸科設立戒煙門診。“去年我看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它歷時五年，以9萬多名急性心梗住院病人為樣本，其中有3萬多人吸煙。最終統計了這3萬多人出院后都接受了哪些治療，其中只有35%被給予戒煙的建議。由此可見，醫務工作者對于戒煙的意識和行為認知還不夠。”姜垣指出，每一個醫務人員都應該對患者有所提醒，助力實現無煙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