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所在的大廈與隔壁的電子城合用一個地下車庫。車庫共四層，一個出口，一個進口。老黃長年服務于進出口崗位，一來二去與大廈的人都混得個臉熟，但誰也不愿和老黃往深了聊：一來畢竟缺乏共同話題，更重要的是老黃的舉手投足總在有意無意地暗示他并不是天生的停車場收費員——說起話來時而抿嘴、時而揚眉，時而擺手、時而一言不發地盯著你冷笑——這一切都讓大廈里的有車一族頗不以為然；老黃一開腔，大家伙兒紛紛來兩句熱鬧冠冕的場面話輕輕帶過，沒等老黃緩過勁兒來，一腳油走人。

大廈的人都知道，來北京前，老黃是湖北公安縣電信局的合同工。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是中國電信的輝煌年代，也是老黃人生的巔峰時刻。

“成天給人裝電話，一天最多裝過五部。超過了距離，每200米一條煙，一天最多拿過十條。”我也算親歷過家家戶戶裝電話的年代，知道鄉鄰們最多也就管裝電話的一頓飯、一包煙，我因此對老黃所謂的“十條煙”是不大相信的，但老黃的煙癮在那段年月里被無限放大倒是事實。

老黃有個藍色的布兜，里邊總放著一部200多塊的手機，一個帶飯的飯盒，還有好幾包白沙；而他所在的小小崗亭里，也總是煙霧繚繞。

去年底的時候，曾經不可一世的電子城倒閉了，我們無不歡欣于難得的清凈，老黃也閑了下來，說是“享了金融危機的福”。但很快，因為沒了去電子城的車，車庫使用不足，物業公司以效益不佳為由降了老黃他們的工資。在老婆的一再堅持下，老黃開始上更長時間的班；空蕩蕩的車庫、多出來的閑暇讓老黃很不適應，他開始抽更多的煙，也開始尋求和更多的人說話，但效果總不如意。

或是受了當過“電信人”的影響，如今的老黃仍舊以煙來衡量一個時代。老黃是個講究的人，別人給他的散煙都被他分門別類規制在不同的小方盒子里。“最快一周才能湊齊一盒”，他搖著頭，“裝電話那會兒，我可是一天幾條啊”。他盯著燃燒的白沙煙頭，“那時我拿的都是最好的煙，萬一電話不通了，用得上我啊！”我和他開玩笑：“你現在給人裝寬帶，或許還能有這待遇。”他瞇著眼，似笑非笑地看著我，用手指指面前的停車收費屏，動動鼠標，“這我也會用”。

老黃的老婆在斜對面的大廈里做保潔，女兒在兩站地外的中關村賣衣服，加上老兩口的退休工資，全家一個月收入也有七千多。我曾認真地建議他離開這個小破亭子，回湖北養老，他一臉的驚詫：“呆在家里眼界太窄，出來闖闖總是好。”我當時下意識地看了一下他窘迫的處境，他或許是捕捉到了我眼中的懷疑和不屑，幽幽地說：“每天我就看著你們進進出出啊……你們臉上那種樣子，我也有過”，老黃深吸一口煙，仍然一副洞悉一切的樣子，“但時代變化快啊，一下子你就什么都不是了。隔壁的電子城，還不說倒就倒了？”

我下班后常常深感煩躁無力，總喜歡在出車庫的時候轟兩腳油門，在空蕩的回響聲中找到一點存在感。如今，每每逼近老黃的小亭子，我總會把車速放慢，搖下窗戶沖老黃笑笑，要是看他心情好，還會丟過去一根煙，然后輕輕踩下油門，小心翼翼地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