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幾個特點促進了機制卷煙的大規模銷售。首先，大量卷煙就在上海生產，這為居住在這個城市的吸煙者提供了普遍較低的價格。其次，大量的煙草企業在這個城市運營，包括使用低檔國產煙草的中國公司，這為所有收入水平的吸煙者提供了廣泛的選擇和競爭性的定價。再次，上海廣大的制造和商業部門供養了相對富裕的中產階級和衣食無憂的下層中產階級，以及大量工薪階層的工廠工人。上海“小市民”通常識字并有一定的可支配收人，這個中產群體被認為買得起工業卷煙。最后，上海的商業地理包括鄰里零售區和專業購物區，這為全市居民提供了獲取機制卷煙的便利。

　　作為機制卷煙工業和支持它的廣告業的中心，卷煙是上海的代名詞。英美煙草公司當然在上海設立了總部，而且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和華成煙草公司也在那里建有工廠。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在華運營的56家華資卷煙公司中，有48家位于上海。1934年，中國生產的卷煙中大約60%是由上海的工廠生產的。1935年，前20名的國內制造商在一個月內就生產了超過20億支卷煙。

　　在上海制造的數十億支卷煙中，很大一部分在上海本地和周邊的江南地區銷售。廣州及其腹地構成了上海制造卷煙的另一個強勁的市場，長江口岸漢口及其長江中游的腹地也是如此。在距離這些大城市更遠的地區，銷售逐漸減少。在1931年，英美煙草公司的卷煙在上海的銷售情況不如它的合作伙伴永泰和煙草公司，以及與之競爭的華資卷煙公司。

　　但是，當年四個城市的卷煙銷售數據顯示，在上海銷售的機制卷煙要多于香港、廣州和北京。這一年，英美煙草公司、永泰和煙草股份有限公司與競爭對手的銷售總量超過60億支，使得上海人均消費量超過了每天5支卷煙。

　　上海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每天的卷煙消費量或許隨個人收入而增加。位于上海的企業、貿易公司和工廠，主導了國民經濟的工業、商業和金融部門，居民總體收入較高，這提高了上海居民對包括卷煙在內的各種工業制品的購買力。由于沒有對高級官員、資本家或受過教育的專業人士的卷煙消費量做過調査，所以我們并不知道精英到底消費了多少支卷煙，但據說處于精英階層下層的一些知識分子和都市專業人士一天消費的卷煙多達50至90支。官員和商人經常禮節性地交換卷煙，以便交易順利進行，他們消費的卷煙可能與作家和藝術家一樣多，甚至更多。因此，一小群都市精英每天消費過量的卷煙，從而提高了上海的人均消費量。

　　雖然上流社會一支和接一支地吸煙促進了卷煙銷售，但在上海銷售的大部分卷煙實際上是中低檔產品，主要由職員和經濟狀況較好的工廠雇員購買，他們構成了上海相對龐大的中下階層。這群“小市民”由辦公室文員、秘書、售貨員和小公務員，以及技術工人組成，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約有30萬人，他們的家庭占城市人口的40%以上。他們一般都識字，因此成為那些暢銷品牌的目標群體，這些品牌通常在《申報》《良友》等許多報紙和流行期刊上做廣告。盡管小市民個人所吸的卷煙比該城市更富有的精英少，但作為一個群體，他們是卷煙銷售的主要驅動力，這是因為其人數所占比例大，而且他們作為領薪雇員或者工薪階層，相比于數量更多的非熟練工人、臨時工和城市貧民，擁有更多的可支配收人。

　　卷煙是在小市民階層之下的普通工人能夠實際負擔的產品之一。通過1927年11月至1928年12月期間收集的上海棉紡廠工人生活水平的調查數據，我們可以證實普通工人購買卷煙的這一事實，這個工人群體雖然按照中國總體標準來說經濟狀況較好，但不如普通辦公室工作人員或店員富裕。在接受調查的230戶家庭中，只有9戶完全沒有購買卷煙的支出。平均而言，其他221戶家庭每年每戶家庭消費185包十支裝的卷煙，相當于每兩天消費一包。

　　在上海銷售的一些卷煙品牌的價格很低，特別是由上海小型制造商生產的那些品牌，甚至連居住在城市外圍棚戶區、貧窮潦倒、干粗活兒的勞工都買得起。例如，蘇北人是來自江蘇省長江以北地區的農村移民，他們為貧困所迫，生活在相對臟亂不堪的環境中，做著上海最不賺錢和最不受歡迎的工作，但他們是大東煙草產品的主要消費者。大多數人力車夫來自蘇北最貧困的縣，平均月收入9元，不到工廠工人的一半。然而，他們中許多人可能偶爾會買廉價卷煙。即上海之所以形成具有社會包容性的卷煙市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上海卷煙業的多樣性。上海居民不僅可以選擇跨區域銷售其產品的三家大公司制造的多種產品，而且還可以選擇專門為上海市場生產的眾多較小企業的產品。一些較小的華資公司(特別是那些經營廉價卷煙的公司)，在市內及其直接連接的腹地銷售產品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其他公司，如大東南公司，他們的大部分卷煙并不在上海本地銷售，而是銷往江蘇和浙江的農村市場。然而，大多數較小的國內公司并未在長江三角洲以外進行貿易，因此能夠獲得廉價品牌的消費者在空間上局限于上海和附近區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