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煙草發展史，不僅僅記錄了禁煙與反禁煙驚心動魄的斗爭，而且在煙草傳播、演進過程中摻和著血雨腥風。

哥倫布帶領其具有征服性質的武裝探險隊前往美洲，煙草得以發現；明軍征討邊逆用兵云南，為避瘴除熱煙草廣為藥用；埃及、土耳其發生戰爭，卷煙為世人所知；……煙草傳播與演進，首先與軍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中國煙草稅的開征也與戰爭有關。煙草稅源于煙草厘金，而厘金導源于軍餉。

清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天國起義軍席卷江南，勢如破竹，克金陵，下蘇、常，縱橫十余省。面對太平軍的行動，清王朝魂飛魄散，到處征兵，軍餉急劇膨脹，而國庫近于枯竭。這年夏天，幫辦揚州軍務的太平寺卿雷以誠采納幕客錢江的建議，在里下河地區的仙女廟、邵伯、宜陵、張家溝各鎮，仿效林則徐捐厘助餉。

里下河即準安、揚州一帶低洼平原來為產米之區，米多價賤，一石捐錢五十文，一升僅捐半文。聚之則多，僅半年各鎮捐至萬貫錢。咸豐四年，雷以誠上奏《推廣厘捐助餉疏》。朝廷準奏后，下諭江蘇各府推廣。當時向日用必需品抽1％的稅款，名抽厘，亦稱"厘捐"，是一種變相的捐稅。開始僅收米捐，后由于軍需所迫，逐漸演變為無物不捐，故又稱"百貨厘金"，其中包含煙葉厘金。

不久，清政府正式擬定條例實行匣金制度，敕令各地成立捐厘公局。這種征收機構人稱"厘卡"，一般分為三級，最上一級為厘捐總局(分二局不設總局)，其下設厘局，分布本省府、州、縣或者商埠。厘局又在通商要道或市鎮設分局或厘卡，經理厘捐。

分局或厘卡之下還設有分卡和巡卡。分卡分兩種：一種管征收，一種管查驗。

巡卡擔任稽查和緝私，并配備炮船、巡船等裝備。事務較簡單的厘金，其下僅設厘卡，不再設分卡。厘卡有委辦、司事、巡丁等約十余人。分卡一般僅設司事、巡丁各二人。據估計，清末全國十八個行省厘卡總數(包括分卡)約2500～3000處，所用工作人員約有2.5萬人。

厘金本是臨時性籌款，不算正稅。但太平軍平定以后，清政府并未撤消，從此繼續征辦達五六十年之久。

征收厘金的價額并不是固定的。據雷以誠的《捐厘助餉章程》規定：煙葉每擔八十文，煙筋四十文；水煙每大筒三百六十文，小箱二百四十文。但是官府貪得無厭，逐年加碼，致使煙葉厘金每擔加價至二百四十文到三百六十文。不僅如此，還層層剝皮，致使煙葉行銷困難。據清未《譚文勤公奏稿》："甘肅煙酒各商，資本微末，惟蘭州水煙，向來頗稱大；咸豐以前，省城作坊一百余家，今僅二十余家，較從前不及十分之三?，F在每煙一擔，計重三百斤，運往他省者，本省抽厘銀三兩一錢五厘。商民方以利微資重滯銷虧本為詞，屢請減少，若再令人資領帖，交納課銀，竊恐成本愈重，行銷愈滯。"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列強在中國獲取了許多特權，但仍不能滿足其日益膨脹的擴大商品輸出、掠奪巨額財富的欲望，于是又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咸豐八年(1858年)5月，英、法、美、俄四國聯軍炮艦攻陷了天津大沽口要塞，并在英國公使額爾金率領下直逼天津城門。6月在城南海光寺與清政府欽差大臣耆英、桂良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和附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條約規定："凡外國煙葉和雪茄煙之進口，皆予免稅，運入內地者，則須繳納2.5％的子口稅一次；而對于國產者，則抽5％。"

國產煙之征稅反高于外煙，而且條約還規定了中國海關的大權由外國人控制，這全然是一種賣國行徑。條約一公布，立即引起國人強烈反對，后經清政府妥協，才又做出無論洋煙國煙均按2.5％抽稅的規定。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修正了各國通商進口稅則，第一次正式明確了對外煙征收關稅。稅則中規定，凡外商運入的煙類，除須繳納進口稅外，在進口時與其他進口貨物一樣，須另納關稅，其稅率為5％。若須轉運內地，則應另納轉口稅2.5％；外商在華設廠制煙者，出廠時應繳付5％的從價稅；若運往其他地區，則另依土煙稅率，每擔征收出境稅4.5錢。根據特惠稅則，凡得清政府特許之煙廠，減半課稅；未經特許者，運入內地時，尚須繳付厘金與落地稅。

雖然清廷冠冕堂皇地如此規定，但卻是一紙空文對外商絲毫沒有約束力。如美商老晉隆洋行，一直依據《天津條約/》規定的稅率，每100斤煙葉繳納出口稅銀四錢五分，直到1904年7月14日為止。而英美煙草公司來華后，通過英、美駐華使節向清政府施加壓力，于光緒三十年(1904)12月26日由清廷外務大臣慶親王與英公使薩道義簽署備忘錄(又稱《慶親王合約》)，繼續執行《天津條約》的不平等規定。而且英美煙公司生產的卷煙莫名其妙地按煙絲抽稅。僅以"值千抽三"到"值千抽七"，并以"洋貨素無完厘"為由，抗繳厘金。

相反，華資煙廠則完納值百抽五的卷煙稅外，尚須"逢關抽稅，遇卡完厘"。我國第一家民族資本的卷煙廠北洋煙草公司創立之初，經直隸總督袁世凱咨準戶、商各部，根據特惠稅則免征稅厘。但是，中國的海關掌握在洋人手里，海關稅務司赫德(英國人)認為華商制造的紙煙利潤厚，不予免稅，要求北洋煙草公司值百抽五，不再重征。

為此，北洋煙草公司工場總董秦輝祖在《煙草芻議》一文中指出："至北洋公司援案擬仿英美公司改照煙絲完稅，則北洋大臣及戶、商、外部均無異詞，而總稅務司阻之。經北洋屢次力爭，相持一年，始能邀準。而其余造煙各華商，仍困于重稅之下者，尚不知凡幾也。夫中國，華人之中國也。所完之稅，中國之庫帑也。中國政府欲保護其本國商人，或準免稅，或令從輕，自系固有主權。乃稅務司以受雇之外人，出而干涉，從知我國關稅操縱在人，遇洋商則保護之，遇關稅則摧殘之，與各國適成一反比例?，F又令各省商辦鐵路所用物料，皆須征稅矣。以此類推，關權如果長此授予外人，不設法收回自管，我國工商前途，尚何有振興之望。"

這是一位愛國者發自內心的慨嘆與呼喚，但在當時，秦輝祖的建議只是一紙空文，根本不被統治者采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