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層層迷霧，我們窺見了黔西北地名中所蘊含的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有語言文字的，有戰爭的，有以商貿為特征的。黔西北地區多民族雜居，多元文化交融，地名除了具有一定的功能性和指向性外，其產生及演繹始終與地區的歷史文化如影隨形，值得深入探究。

　　黔西北地名中若隱若現的彝族、苗族等少數民族文化輪廓。畢節學院王兆春副教授認為“畢節漢語方言地名與當地少數民族的語言之間發生了借用和音轉現象。雖然以漢語、漢字的形式保存下來，但從其語源和形式結構上看，本質仍反映出彝語地名的顯著特征”。筆者十分贊同王教授的這個觀點，十多年前我曾經去過新疆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洞窟上的壁畫一層又一層，每一層都代表該地區不同時代的征服者，或者說統治者的宗教文化，后來者總是用自己的宗教文化語言以繪畫的方式對前者進行覆蓋，在敦煌壁畫中也有這種現象。說白了，就是強勢文化對曾經的邊疆少數民族文化的替代或覆蓋過程中，就像繪制油畫一樣，反復涂抹，卻無法掩飾原有的、明顯的輪廓。翻開黔西北地圖，不難發現，眾多的歷史地名中，古彝文地名比比皆是，還有部分以苗語口頭語的形式出現。比較有名的如赫章可樂，畢節市彝文翻譯中心的學者們認為它就是古彝文中記錄的柯樂祿姆，即大都，大集市的意思，是漢代一個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與近年來的可樂墓群考古發現是可以相互佐證的。又如大方縣的百納，彝文應該是唄拉，即土司居住的地方等。赫章縣的“輔處”村，彝文則解釋為文史官家的居所。更有趣的是在七星關區的岔河鎮，有個叫呆奶溝的地方，彝文的意思就是生殖器，這個與地形十分形似。筆者還注意到，在大方縣、七星關區、納雍縣、赫章縣等村落的名稱中，嘎（ga）字頻繁出現，如竹嘎、熊嘎、左鳩（彝文念nie）嘎、磨嘎等，大都地處偏遠，草木繁茂，請教精通古彝文的納雍煙草公司張勇主任，他解釋“嘎”乃雜木之意，有的彝文學者則認為應翻譯成山谷?？梢?#xff0c;竹嘎必然是竹木為主的森林，而熊嘎則可能是熊和虎豹出沒的山谷樹林，左鳩嘎又可能是斑鳩棲息之樹林。奇怪的是，在赫章興發鄉和盤縣均有一個磨嘎村，牽強附會也難以解釋。以“嘎”這個字為地名，是彝文的專有特征，在漢文化為背景的稱謂中是沒有的。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以那嘎”這個地名，則同時出現在貴州織金和云南文山硯山縣，翻譯成彝文一說為黑彝某家支居住的地方，一說為夜郎諧音，還有一種解釋就是水很深的地方。同樣，黔西北地區也是苗族同胞的世居地，由于苗族文字創立時間偏晚，大約是二十世紀早期，所以在部分苗族同胞聚居的地方以苗語口語命名，如織金的“阿弓”鄉，應該是以苗語口語命名的。

　　烏蒙山系“烏蠻山”音訛所致。毛澤東在“長征”中寫道“烏蒙磅礴走泥丸”，一首詩讓烏蒙山名揚天下。很多人并不知悉烏蒙山的由來，認為會不會是這座巨大的山脈終年濃霧彌漫，被云霧所籠罩，從遠處眺望，遠山如黛，烏蒙一片，為此稱其為烏蒙。

　　拂去歷史的塵埃，我們驚奇地發現，烏蒙山有可能是烏蠻山的音訛所致，應該還歷史以真實面目，歷史就是歷史，沒有必要遮遮掩掩。而且這種假設正逐漸被一系列的史實所證明，據《明一統志》卷72記載，“唐時烏蠻仲牟由之裔與阿統者始遷于竇地甸，至十一世孫烏蒙始強，號烏蒙部。宋時封阿杓為烏蒙王。元初歸附，至元間置烏蒙路，隸烏撒烏蒙等處宣慰司，本朝改為烏蒙府”。這段史實記載清楚地表明，唐代以前，中原人士統稱這片土地上居住的人為烏蠻，其中有一個酋長叫仲牟由之，到了十一世孫時，這個名字演變為烏蒙始強，元明兩代均建立了受朝廷節制的宣慰府。事實上，受唐代文化影響頗深的日本，姓氏無一例外都是以居住地為特征的，如“竹下、川崎、山口、橋本、鳩山、渡邊、橋下、松下等”?？梢?#xff0c;漢史稱古彝人為烏蠻，而古彝人分布正好在云南曲靖、宣威、昭通、鎮雄、四川古藺及敘永、貴州畢節及六盤水這一帶，這個分布地域正好是與烏蒙山區契合的，《元史.地理志》載：“烏撒者，蠻名也”，一語道破，烏蠻居住的山不是烏蠻山又是什么？后來受漢語雅俗之分的影響，遂演繹為烏蒙。今天國內有的地名叫什么石家莊、大瑤山、李家坳、大苗關、大苗寨、高家巖腳，所以這種推論應該是經得起推敲的。　

　　黔西北地名有很強的功能性和指向性。對一個區域而言，地名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人文及地理信息，地形地貌特征始終是地名的最重要因素。黔西北地區多以“沖、溝、坎、箐、梁子、海子、灣、倉、井、窩”等典型的地形地貌特征，再與其它元素復活，作為某地地名。如威寧境內的“鹽倉”，就是官府存放食鹽的重要地域，又如黔西“化窩”，彝語中化即松林的意思，也許可以解釋為有一大片松林的凹地；黔西“高家井”，可以理解為高姓人聚居的，有井水的地方；七星關的“蘭箐”，可理解為蘭香沁脾的森林；七星關的“干海子”，是一片干涸的沼澤。

　　再就是百里杜鵑風景名勝區某些村落的名稱，也值得探究，如銀豐、迎豐、慶豐、新豐等，很明顯打上了土改和工農大眾翻身做主人，歡天喜地迎豐收的烙印，這類地名文化品位不高，有刻意篡改歷史的痕跡，有點像前蘇聯把圣彼得堡更名為斯大林格勒之類的事件。而同樣在該地區的迎豐村，對每一家人及姓氏的稱呼則饒有趣味，如青岡林家、祠堂腳家、酒店子家、鹽巴客家，姓氏或稱呼包含了對該戶人家地理位置、職業等信息的注解，產生的歷史背景應該是社會分工，這種方法與前面本文述及的日本姓氏稱謂十分相似，功能性和指向性明顯，且這種風俗沿襲數百年，至今仍在沿用，的確耐人尋味?！?/p>

　　黔西北地名中包含了豐富的戰爭信息。如“七星關”，貴州三大關隘之一，諸葛武侯曾經在此作戰，紅軍長征時期湖南省委書記夏曦在此犧牲，后來擔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的余秋里在此失去一支手臂。地名關聯度更多的是封建王朝與邊疆少數民族的戰爭，如“大定（今大方）、平遠（今織金）、歸化、威寧”等?！昂ｑR”這個地名在黔西北地名中也多次出現，如海馬宮、海馬箐、海馬沖等，實為彝文“合莫”的諧音，意思是飼養大象的地方，彝族土司主導的烏蒙地區人民與歷代封建王朝的戰爭中，大象都是主要的作戰利器，尤其以明清兩代為多，從地理環境看，這些地方也非常適宜飼養大象。還有一列以戰爭中戰死的人名為地名的情況，大方縣原有一條街，名“三善街”，以清代貴州巡撫王三善命名，王三善鎮壓著名的奢崇明、安邦彥人民起義，被起義軍擊斃在大方雨濃山下，清朝封建統治者為震懾人民，遂以“三善”命名，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的，解放后，該名稱被人民政府廢止。今七星關區轄區內，畢節就是原來的“畢節衛”，還有“何官屯、張官屯、宋官屯、小哨、大哨、百家哨、宋伍”　等，均系明代統治者在西南屯墾戍邊，閑時為農，戰時為兵，對付那個時代的所謂邊疆叛亂的軍事建制。

　　黔西北地名中蘊含著一定的區域商貿特征。盡管歷史上黔西北商品經濟不發達，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但很多集鎮還是以區域主要交易對象命名，當然，也有可能與十二生肖也有較大關聯。如大方縣有“羊場”、“馬場”、“雞場”、“狗場”、“貓場”，納雍原來是大定府下轄的大兔場，七星關區、納雍縣還有“龍場”等。近年來，為適應旅游業發展、古文化重構的需要，以彝族敘事詩英雄支嘎阿魯為原型，命名了支嘎阿魯湖；重建了宣慰府，即所謂的慕額格古城堡。七星關區的聯通大道、開行大道、杜鵑大道等?！?/p>

　　推而廣之，貴州乃“鬼州”訛稱。不僅限于黔西北地區，對貴州這個稱謂的由來，史學上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有學者稱貴州乃為“矩州”音訛，其實不然，貴州舊時原住民為支系眾多的少數民族，民風淳樸，《大定府志》中就有記載，污稱“羅氏尚鬼”，毋庸諱言，明代以前，貴州各民族人民生活困苦，衣不蔽體，以狩獵和刀耕火種為生，遠落后于農耕文明的中原地區，所以被蔑稱為“羅氏或裸氏”，而那個時代的貴州，缺醫少藥，百姓崇尚巫術，利用巫術驅鬼辟邪，所以被驕橫自大，自以為文明的中原人蔑稱為裸羅，其建立的政權自然就是“羅氏鬼國”、“裸氏鬼國”等。

　　而今天有的貴州人認為家丑不可外揚，不愿意承認“鬼州”之稱，其實就是舊時所指的貴州。明代楊慎《丹鉛總錄?鬼方》：“按今“貴州”　有“羅鬼　”，夷俗又呼　“貴州　”為　“鬼州”　。其實歷史的演繹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貴州人大可不必為有崇尚鬼神的祖先而羞羞答答。一葉障目的慈禧太后也蔑稱“西方人”為夷狄、洋妖、洋鬼子等，招致各國大使的抗議，明顯就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想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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