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專稿　　繼2015年北京首都機場的14個吸煙室取消之后，上海機場的吸煙室也要取消了？！而且不僅包括機場，還有火車站。10月19日，上海鐵路局官方微信發布消息稱，自10月25日起，上海站、上海虹橋站、上海南站室內吸煙室將全部撤除，站內也不會擺放任何形式的吸煙器具。據報道，10月24日，上海三大火車站關閉了室內吸煙室，并在室外各開辟兩個吸煙區。

　　撤銷機場及車站吸煙室的新聞發布之后，網友反應強烈。煙民們大部分不贊成關閉吸煙室，雖然非煙民很多贊成關閉吸煙室，但是也有很多中立的網友認為這種做法太一刀切了。以下是部分網友評論：

　　“雖然挺討厭周圍問都不問就吞云吐霧的煙民們，不過還是覺得應該讓他們有個可以吸煙的地方比較好……”

　　“不該。煙漲價了這就不說了，還強制戒煙，我買煙的錢是去偷的搶的嗎？吸煙室沒影響別人啊，聞不慣走遠點啊，讓你站在門外面聞了啊。”

　　“沒必要取消，公共場所禁煙和設立專門吸煙室其實真沒什么沖突，這成本又不大，只要管理好就行了，與人方便與己方便。”

　　“不喜歡煙味但講真不應該取消，事情都得有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比如進吸煙室要收錢啦之類的，中國矯枉過正是特色。”

　　吸煙與控煙是個兩難命題，尤其是中國擁有三億多煙民，政府做的任何決策都能對這三億多煙民產生很大影響。上海取消吸煙室的政策一出臺，網友們就熱議非常，更多的是不贊成。為什么？

　　一、政府角色：協調多元價值

　　控制煙草生產和消費、保障公眾健康是全球性議題。但是這一過程中，有多方價值需要兼顧：比如自由意志與道德規范、經濟效率與公民健康、控煙工具與控煙效果的不確定性，等等。在制定政策時，政府應該考慮到方方面面的需求，尋找一條能協調各方多元價值的道路，而不是一刀切。

　　自由意志與道德規范

　　控煙是政府從公共利益出發做出的規制煙草生產和消費的決策，　其涉及的首要問題是控煙是否侵犯了吸煙者的自主權利。

　　吸煙是人類社會進程中形成的一種文化傳統，是吸煙者選擇的一種生活習慣。吸煙是煙民群體的偏好表達，當其行使吸煙權力時如果不對他人的健康造成危害時，它是人們的一種正當權利。現階段，吸煙作為我國的一種社交文化是被傳統的倫理道德所允許的。卷煙已經成為中國人社交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吸煙者權力等級及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私人場所的吸煙沒有危及公共利益，所以，吸煙者的吸煙自主權是正當的。

　　不過，自由權利的本質不是為所欲為。判斷自由與不自由的關鍵在于“是否對他人造成了傷害”。如果吸煙行為對他人身體健康造成了危害，對社會造成了利益損失，　例如二手煙霧對被動吸煙者造成的健康傷害，那么政府可以從公共利益出發制定道德規范管制吸煙行為。

　　經濟效率與公民健康

　　煙草產業的蓬勃發展能為政府帶來財稅收入，是經濟效率的體現；煙草消費會損害吸煙者及相關群體的健康，增加公共衛生資源的負擔。決策者需要恰當平衡經濟效率和公民健康的關系。

　　一方面，我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煙草產銷大國，中國煙草總公司所生產的香煙占全中國消費量的92%，而這相當于全球消費量的三分之一。煙草稅收一直是我國的最大稅源之一。在國際煙草巨頭的競爭下，“全面提高中國煙草整體競爭力”　成為政府制定的煙草行業策略。煙草大省也是煙草產業的受益者。全國有24個省種植煙葉，云南煙葉產量占全國總量的39.9%，貴州占14.8%，四川占8.7%。這些地區高度依賴煙草稅收，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改變“煙草財政”需要較長的過渡時間。從經濟效率的角度看，控煙措施會減少煙草消費量和煙草產業利潤。

　　另一方面，吸煙和被動吸煙造成了巨大的疾病負擔。我國每年有超過100萬人死于吸煙相關疾病，如目前的吸煙狀況不改變，預計到2050年，這個數字將突破300萬，吸煙產生的醫療費用將不斷增加。不僅中國面臨煙草產業發展與公民健康的矛盾，其他國家例如韓國也面臨這樣的抉擇，德國也一直保護煙草產業的利益削弱WHO強大煙草控制，并影響和限制其他國家的控煙政策。在全球嚴格控煙的形勢下，控煙是否降低了煙草產業的效率？控煙應留給煙草產業多大的空間？煙草產業的發展與煙草規制如何找到折衷點？

　　嚴格控煙與控煙效果的不確定性

　　控煙是全球政策議題，很多有效的政策措施都來自于發達國家，越來越多的國家實施了全面的禁煙策略，但嚴格的控煙措施與控煙效果之間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澳大利亞是世界上第一個實施煙草樸素包裝的國家，但是其能否降低對青少年以及成人吸煙的吸引力，仍不得而知；

　　愛爾蘭是世界上第一個實行公共場所100%無煙立法的國家，2004年實行了每一項基于證據的控煙政策，但是2005年以來僅僅取得了很小的進步；

　　馬里蘭于2000年宣布公共場所全面禁煙，包括人行道、公共草坪和公園。但是這項法令因很多公眾反對和兩項法庭否定意見很快被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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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所有的公共場所都限制吸煙者，那只有家里是吸煙者可以安全吸煙的地方，但有諷刺意味的是，發達國家出臺了禁止在家庭吸煙的政策。最終的控煙措施是宣布吸煙非法，但是吸煙行為仍然會持續，吸煙交易會在黑市進行。增加煙草稅不僅可以增加財政稅收，而且可以降低煙草消費提升公眾健康。然而，這無形中會增加低收入上癮者的負擔以及誘發煙草走私。

　　二、家長式管治的反面：明確責任邊界

　　上海機場及火車站取消吸煙室的新聞發布之后，很多網友都表示反對，甚至有很多非煙民也對這一政策表示不理解，對無處吸煙的煙民群體表示了同情。

　　由此也引出了一個概念——現代公民社會中的家長主義（paternalism）式管理。

　　現代公民社會中的家長主義（paternalism）式的管理基礎源起于：服用大麻及其他藥物、自殺或一些安樂死個案、乘車系安全帶等，政府干預的理由也是因為公民未有充分理性思考過利弊，因此政府要出手干預。因為一刻的快樂而令大麻及其他藥物對大腦的損壞及上癮等問題、因為一時挫折的情緒而去尋死或因為于遇上意外而導致萬念俱灰要求安樂死、因為貪圖便捷而不去系安全帶等，這全部都是缺乏深思熟慮，因為一時輕率或情感決定。

　　軟性家長主義者（soft　paternalist）認為，政府的干預行為不是硬性地侵害個人自由，而只是替你選擇你會在充分理性考慮過便會選擇的決定而已，例如大部分煙民在晚年也會后悔當年吸煙的決定，導致體弱多病。

　　上海取消吸煙室這種控煙行為可以認作是政府的家長式管理，盡管初衷不是硬性地侵害個人自由，而只是替你選擇你會在充分理性考慮過便會選擇的決定而已，但是如果今后的每一項控煙決策都是政府替民眾做出的決定，也并不是好事。

　　吸煙者的個體差異

　　每個煙民抽煙的目的不同，有人為了交際、有人為了緩解焦慮、有人抽煙提神，由于吸煙者個體差異大，例如有的吸煙者持盲目樂觀的偏見（optimism　bias），低估了吸煙對身體的傷害和煙草的上癮程度；有的吸煙者深知吸煙對自己身體造成的傷害但仍然選擇吸煙，即知情的吸煙者（informed　smokers）。所以，現階段控煙不能是針對吸煙者個人的規制，可行的控煙策略是細分控煙要規制和保護的群體，保護受吸煙行為危害而自身又無力挽救的各類群體。

　　政府規制吸煙者的吸煙行為不能超過一定的限度，需考慮吸煙自主權的邊界。公共場所被動吸煙者的生命健康是一種公眾的生命健康權利，屬于公共利益的范疇。吸煙者自主權與被動吸煙者生命健康權之間的沖突轉化為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沖突，即二手煙霧對被動吸煙群體造成“可能”的傷害，這是政府介入控煙的邊界之一。

　　吸煙者的權利也要得到滿足

　　控煙政策不能從單一的道德指向出發，歧視煙民或者剝奪煙民的權利，只能對公共場所的吸煙自主權采取管制措施，除此之外的私人場所，不能妨礙和侵害吸煙自主權的實現。控煙廣告不能宣傳和丑化煙民的形象，將煙民當作邊緣群體。采取煙盒樸素包裝而不是印制沖擊性畫面的做法，尊重吸煙者的消費權。在餐飲娛樂場所設置吸煙區、火車等交通工具上設置吸煙車廂，并讓其適合吸煙者使用，這些做法都是在盡量不影響公眾環境和健康的前提下，給吸煙者設置的合理空間。控煙不是禁止吸煙者吸煙，而是逐漸普及健康宣傳的過程，只能通過宣傳教化而不能通過外力加以強制。

　　協調控煙政策價值沖突的關鍵在于明確公民健康的責任邊界。個人是嵌入社會環境中的，個人的健康狀況不僅僅取決于其個人的生理狀況及資源選擇，　還取決于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健康責任應當在個人和社會之間適當地分配，尤其是恰當定位政府在控煙中的責任和權力邊界。政府切忌秉承公眾健康和社會正義的目的而采取一種比較極端的專制的方式，過多剝奪吸煙人的權益。控煙要跟整個社會文明進程掛鉤，不采取歧視性措施和生硬的管理方式，逐漸通過道德來實現控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