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據《上海煙業報》報道　　“做中國人自己的最好卷煙”的任務準備交給國營中華煙草公司，這個上海唯一的一家國營煙草企業，其可堪重任否？

　　抗戰勝利后，在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的主導下，一大批以“中國”或“中華”為名號的國營壟斷企業紛紛掛牌誕生，它們以劃撥的方式無償得到了大量的優質資產。中華煙草公司便是其中之一。它由國民政府于1946年1月接收侵華日軍設立的中華煙草株式會社等4家企業在上海的資產合并組建而成。但是，這種國營化的官僚資本反而成為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在國民黨統治的三年多時間里，公司四易總經理，每次交接，又都帶來一批裙帶親信，上下其手，共同作弊。經營者或徒掛虛名、不負責任；或結黨營私、中飽私囊；或巧立名目、貪污盜竊。到上海解放前夕，公司人不敷出，工人工資無法支付，日常開支只能靠賣一箱煙吃一箱，甚至到最后堆在倉庫里的成品卷煙竟因無力納稅而無法出售。一個生產規模和生產效能僅次于頤中、福新和華成的煙草公司，最后競陷人這樣山窮水盡的絕境。

　　歷史又走到一個拐角點。1949年5月27日，經過15天的上海戰役，人民解放軍把這座中國最繁華的城市兒近完好無損地交到人民手中。上海宣告全面解放。人們打起腰鼓扭著秧歌歡慶勝利。同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告成立，陳毅任主任，粟裕任副主任。三天后的5月引日，市軍管會即進駐中華煙草公司，以詹浩生、陳灼為軍事代表，執行軍事監督及處理一切接管事宜。抉擇中華煙草公司命運的時刻到了。

　　面對這個“爛攤子”，市軍管會也感到為難了。按照中央接管工作的基本方針，要“各按系統、原封不動、自上而下、整套接收”，并“調查研究、逐步改造”。中華煙草公司卻幾乎已經崩潰，接收也是難以為繼，人們甚至連改造的信心都沒有了。于是有人提出，公司想要起死回生已經很困難，必須馬上轉業，另辟生路。而大多數人則主張繼續辦下去，理由是，就當時整個煙草工業來說，國家資本所起的作用本身就不大，如果這上海唯一的國營煙草企業都不保留，又怎么在上海卷煙業體現國背經濟的主導地位呢？

　　經歷過長征、參加過抗戰、在硝煙戰火中摸爬滾打過的詹浩生自然不會被眼前的困難嚇倒，但他也明白困難就擺在那里，想要繼續經營下去，總得要想個法子。于是，中華煙草公司副經理曹達提出三條措施：整頓機構，裁減冗員；創設一個新商標新品種，打人市場；由人民銀行貸款10億元（舊幣，相當于今人民幣10萬元）作為流動資金。

　　曹達的建議最終被采納。公司立即精簡機構，裁撤冗員，懲治貪腐，樹立正氣，人心上氣大振。6月4日即開始復工，停工已久的職工歡呼雀躍，煥發出極

　　大的工作積極性，更加熱情洋滋地投人生產。

　　為擺脫困境打開局面，必須盡快推出新品。當時的卷煙產品按照質址優劣分為甲、乙、丙、丁四個等級，中華煙草公司主要產品是丙級和丁級煙。為盤活企業，公司繼續強力發展“雙斧”牌，與外煙“老刀”牌抗衡；同時開發一種品質更好的卷煙與“大英（紅錫包）”競爭。權衡再三，1949年7月，公司決定利用現有資源，借用老解放區的“飛馬”牌卷煙商標，創造一種適應市民口味符合新時代要求的新“飛馬”，這就是后來楊立三推薦給毛主席“試嘗之”的“飛馬”牌。這個為抗日戰爭服務過，為根據地建設服務過的“飛馬”曾在解放區風靡一時，象征著革命發展如駿馬飛騰。這個吉祥的喻義似乎預示著它還將幫助中華煙草公司飛出困境，飛向全國，飛到中央，為后來享譽中外的“中華”牌卷煙的誕生牽線搭橋。

　　事實正按如此軌跡發展。利用現有的品牌資源，也是解燃眉之急，中華煙草公司又針對當時市民的口味，對原有配方進行調整，即以許昌煙葉為主、青州煙葉為輔，使其吸味更易被市民所接受。結果，“飛馬”牌卷煙一炮而紅，迅速打破了英美煙公司又上海卷煙品牌的壟斷控制，也使中華煙草公司重獲新生。公司卷煙產量從復工時的1824箱，增長到1950年的9.4萬箱，打了個漂亮的翻身仗。當時上海卷煙業界甚至流傳這樣一句話，“頤中為老虎，中華為大象”，將勢頭迅猛的中華煙草公司與頤中并列。

　　誠如新華社1949年《改造官僚企業的一個例子》中描述的：“中華煙草公司從官僚資本轉到人民手中的這一重大變革，就決定了她和其他的人民企業一樣，有著無限光輝的前途！”

　　一個曾經腐敗不堪的官僚資本企業，已然蒸蒸日上。盡管尚須奮力前行方能穩固，卻已經被推上了前臺，“做中國人自己的最好卷煙”的特殊政治任務交到了國營中華煙草公司手中。考驗再次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