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據法制網報道　　據媒體報道，因為在從北京前往天津、由哈爾濱鐵路局運營的K1301次列車上聞到了刺鼻煙味，也未見工作人員對抽煙者進行勸阻，乘客李某在向多個部門反映無果后，將哈爾濱鐵路局告上法庭，請求法院判決哈爾濱鐵路局賠償其購票款102.5元，取消有關站臺及該趟列車內的吸煙區、拆除煙具，并禁止在上述區域吸煙，同時賠償精神損失費人民幣1元等。2017年12月27日，北京鐵路運輸法院開庭審理此案。原告同意調解，但被告方哈爾濱鐵路局拒絕調解。目前，案件仍在繼續審理當中，法院將擇日再次開庭。

　　這起“公共場所無煙訴訟第一案”，再度引發了關于公共場所禁煙的大討論，出臺國家控煙立法的呼聲也日漸高漲。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國家層面控煙立法多年以來仍處于觀望狀態，立法進程緩慢，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健康中國目標的實現，呼喚全國性控煙立法的進程提速。

　　國家層面控煙立法遲未出臺

　　2003年，我國作為締約國之一簽署了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公約明確指出，締約國應在適當的政府級別采取立法、行政等手段，以保護所有人免于接觸煙草煙霧。目前，全球已有55個國家和地區實施了全面無煙環境立法，覆蓋人口達到20%。

　　但目前我國還沒有國家級控煙立法。2011年，原衛生部頒布了《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實施細則》，其中第十八條規定：“室內公共場所禁止吸煙。”但沒有規定相應的法律責任。2014年11月，《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送審稿）》由國務院法制辦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然而時至今日，該條例仍遲遲未能出臺。

　　據北京大學醫學部衛生法學研究中心副教授楊健介紹，條例送審稿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明確界定禁止吸煙場所的范圍。規定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止吸煙，并明確了室外全面禁止吸煙的公共場所。二是宣傳教育和戒煙服務。特別提出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教師和醫務人員要帶頭控煙。香煙的警示圖形將印上香煙的外包裝。三是預防未成年人吸煙。其中規定了禁止向未成年人銷售煙草制品，學校有義務對學生進行煙草危害的宣傳。

　　地方控煙立法落地效果較好

　　與國家層面控煙立法腳步停滯不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地方控煙立法不斷提速，比如，北京、深圳等地的控煙立法通過科學設計和嚴格執法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

　　2018年1月，浙江省杭州市新版控煙條例列入2018年杭州市人大立法項目。條例通過后，杭州市或將迎來最嚴“控煙令”，控煙范圍、執法力度將進一步擴大加強。此前不久，2017年12月12日，陜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召開立法聽證會，對《西安市控制吸煙管理辦法（草案）》進行聽證。據悉，除了以往的室內公共場所、公共交通工具外，此次立法還將中小學校、教育培訓機構等公共場所室外區域、高等學校室外教學區域、醫療衛生機構的室外區域、體育、健身場館的室外觀眾坐席、賽場區域，都納入了全面禁止吸煙的范圍。

　　截至2015年12月，全國有北京、上海、杭州、廣州等18個城市實施了地方性無煙環境立法，覆蓋全國近十分之一的人口。其中北京、深圳、青島等城市規定了室內公共場所、室內工作場所及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煙。

　　“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地域間發展極不平衡。因此，在有條件和積極開展控煙的地方立法控煙符合我國的具體條件。立法城市都獲得了當地政府、人大、公眾等的積極支持，因此，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分析緣何地方立法控煙成功的原因，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楊杰分析認為總體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地方立法條款規定簡潔、可操作性強，而且覆蓋所有的室內公共場所、室內工作場所和公共交通工具；二是執法到位、政府重視、投入充足；三是宣傳工作到位，公眾能充分了解相關法律規定，提高對法的依從性；四是社會組織、公眾等積極參與控煙執法，形成社會共治、齊抓共管的局面。此外，地方立法機關還十分注重法規的評估工作，及時對法規的不足進行修改。

　　但與此同時也應該看到，一些地方控煙立法的落地效果差強人意。對此，中國控制吸煙協會公益法律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李恩澤分析認為，落地效果不好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比如立法存在缺陷、立法缺少罰則和社會參與等。

　　控煙真正落地仍需社會共同治理

　　眾所周知，對于控煙，最難的不是立法，而是執行。即便是已經通過立法進行控煙的部分地方，囿于執法力量的薄弱甚至執法不嚴，導致公共場所吸煙仍時有發生。所以對于控煙，不僅要有法可依，而且要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2017年12月，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初審，其中對控煙有所涉及。草案規定，國家采取宣傳、教育、管理等措施，提高公民對吸煙、飲酒危害的認識，減少對國民健康的危害。公共場所控制吸煙，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制定。煙草制品包裝應當印制帶有說明煙草使用具體危害的警示。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煙酒。

　　對此，楊健認為草案相關規定仍應繼續完善。首先，應嚴格按照《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要求，在基本法律中明確規定所有室內公共場所應全面禁煙。而不應將在此方面制定法律制度的權限交給各省級行政區劃。“所有室內公共場所禁煙是國際公認的應當完全遵守、無需任何妥協和緩沖的，因此應制定全國統一明確規定，而不是以地方立法代替。”楊健說。

　　其次，應對煙草包裝有明確的法律要求。“禁煙圖形印上煙包是最有效的控煙宣傳途徑，目前已成為國際流行趨勢。截至2015年12月，采用圖形警示包裝措施的國家及司法管轄區已達85個，覆蓋世界人口過半，超過60個國家及司法管轄區的圖形警示面積大于50%。但目前，我國煙草制品的包裝缺乏對煙草具體危害的說明，警語單一抽象，所占面積不符合要求，未用圖片進行警示。因此，我國煙草包裝很漂亮，完全起不到健康風險警示作用，相反卻極具收藏價值。”

　　再次，應在法律中全面禁止煙草廣告、促銷和贊助。楊健認為，近年來盡管我國在廣告法、慈善法等一些法律法規的修改完善中，對煙草廣告、促銷等內容的禁止性規定有了一定進展，但與公約的要求相比，仍然有待完善，應從廣告、促銷和贊助的各種表現形式和發布渠道等方面進行具體、全面的立法。

　　中國衛生法學會常務理事、首都醫科大學衛生法學系副教授劉炫麟認為，目前僅靠我國衛生監督執法部門顯然難以獨立完成控煙工作，因此應當由各種專業協會、志愿者、普通民眾等社會力量積極介入，實現社會共同治理。同時，要創新監管手段，如開通網上舉報、記入誠信檔案等。此外，還可以通過講座、多媒體宣傳等手段進一步提高公民的健康意識和理念，使其自覺加入控煙隊伍。

　　談到如何提高民眾的配合度，劉炫麟建議，通過舉報獎勵制度發揮民眾在控煙方面的監督作用。“鑒于吸煙作為最為常見的一種跨性別、跨階層、跨行業的消費，在我國具有很大的群眾基礎，不宜通過立法一下子禁絕，換言之，我們在控煙時應當做好相關的銜接和配套工作，對問題進行系統化、綜合性考慮，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良好的社會預期。否則，解決了一個問題，又產生了其他問題，其意義就將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