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違法吸煙的年輕明星，剛剛遭遇了一場公關危機。

　　61家醫院開起了“戒煙門診”，7000多位煙民接受了首診。

　　13名北京市人大代表聯名提出建議，認為“電子煙”也應當納入控煙范圍。

　　本月，北京“最嚴控煙令”實施滿4年。官方數據顯示，4年間，北京公共場所違法吸煙比率由34.4%下降到4.9%；成人吸煙率下降了1個百分點。

　　這意味著，20萬北京煙民“消失了”。

　　這些煙民去哪里了？還有更多煙民也要“消失”嗎？

　　吸煙難題與戒煙新職業

　　根據《新京報》的采訪，“6月的一個上午，張濤走出天橋演藝中心，輕車熟路地在門邊一個垃圾桶旁站定，點上一支煙。北京最高氣溫超過30℃，張濤磕完最后一截煙灰，已經滿頭是汗。

　　吸煙變得更‘難’了：張濤在高樓層辦公，抽根煙要下20層；回到家里，房間內不能吸，樓道同樣禁煙，懶得頻繁上下樓，小孩不在家，張濤就打開抽油煙機、站在廚房里抽。

　　‘采訪我可以，幫我帶句話給控煙協會，吸煙區能不能多設點兒。’張濤笑著抱怨。以前，他一天要抽上三十多根，現在數量‘縮水’了一半。‘誰能想到呢？抽煙變成了麻煩事兒。’”

　　2015年6月1日，北京市控煙條例啟動，這部被稱作“史上最嚴控煙令”的法規，將北京市所有室內公共場所劃入禁煙范疇。這意味著，400萬北京煙民都不得在任何“帶頂兒”的場所吸煙。

　　隨著北京的無煙場所越來越多，日益“壓縮”的吸煙空間下，煙民不在車內吸煙、不在餐館吸煙、不再“反抗”勸煙……無奈之下，有很多煙民去了戒煙門診。

　　“戒煙門診”，是承擔戒煙服務的是一種新型門診，在這里，醫生通過藥物、心理干預等方式，幫助煙民對抗尼古丁。2018年10月中旬，潘家園一間會議室內釋放出一則消息——300個免費戒煙名額向社會投放。不到半天，名額被搶奪一空，這讓主辦方北京市疾控中心措手不及。到今年，北京有61家醫院開設戒煙門診，14家達到規范化戒煙門診標準，首診量7742人。

　　煙民的需求也要得到考慮與尊重

　　從長遠看，控煙是大勢所趨，戒煙門診當然是好事。但是中國目前有3.5億煙民，目前的戒煙門診是遠遠不可能滿足需求的。根據《2018年中國成人煙草調查》顯示，我國成年吸煙人群戒煙意愿普遍較低，戒煙率未呈現明顯變化。我國15歲及以上人群戒煙率為20.1%；每日吸煙者戒煙率為15.6%。16.1%的現在吸煙者打算在未來12個月內戒煙，計劃在1個月內戒煙的比例僅有5.6%。在過去12個月吸煙的人中，19.8%嘗試過戒煙。嘗試戒煙的前三位原因分別是擔心繼續吸煙影響今后健康（38.7%）、已經患病（26.6%）和家人反對吸煙（14.9%）。

　　公共場所是所有人的公共場所，既屬于煙民，也屬于非煙民，不能只聽取某一群體的聲音，只考慮某一群體的需求。特別是作為煙民，也有自己的苦衷，煙癮上來時扎堆在門口吸煙也有幾分“情難自禁”。不可否認，控煙不易。可是如果“控煙履約”總是與“公眾健康”捆綁在一起，對吸煙行為進行“道德綁架”的話，總有些太過牽強。

　　煙民的素質和公共政策是否友好、公共設施是否到位密切相關。很多人吐槽二手煙危害，抱怨煙民不顧他人感受，不否認有部分煙民素質不高，但這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完善公共設施、改良公共政策來解決。在有條件的場合設置“吸煙室”是最好的解決方法。一方面保障了多數非煙民的權益，另一方面也為煙民提供了人道主義服務。這些場合，除了公共交通工具空間過小，條例受限外，其它場合其實都可以放置不同面積、不同種類的“吸煙室”。“吸煙室”既不是指在餐廳隨意劃分的“吸煙區”，也不是辦公場所為煙民們騰出的臨時交流的辦公區，這些都有違控煙條例。而是真正科學的“吸煙室”設施。這樣，看似嚴苛的去遵守100%無煙的室內環境，就可以用此種折中的辦法來緩和并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