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珠海經濟特區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征求意見稿）》發布，擬對室內公共場所和十類室外公共場所禁止吸煙，違者最高罰款500元。有媒體將之稱為珠海“史上最嚴控煙令”。

隨著“健康中國行動”之“控煙行動”的開展，每年都有一些城市推出“最嚴控煙令”，嚴格的控煙政策和廣泛的宣傳活動，使絕大部分群眾不僅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吸煙有害健康”這一共識，并且“不在公共場所吸煙”也成為自覺遵守的行為。

盡管控煙行動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也還有一些因吸煙引發的不和諧行為發生。比如，4月21日，上海迪士尼樂園就因有人在公共場所吸煙引發沖突，雖然后來肇事者被依法拘留，但也再次暴露出一個長期存在但一直沒有得到重視的問題，就是景區的吸煙點設置是否科學合理？尤其是在節期日期間，人流量比平時大好幾倍的情況下，這些吸煙點是否能滿足煙民游客的現實需求？

這不是一個景區存在的問題，而是許多熱門景區都面臨的現實問題。長期的控煙實踐告訴我們，控煙，只靠堵是行不通的。當一個群體合理的、正常的需求長期被忽視和壓制，就一定會在其它方面產生負面的影響。

許多人支持嚴格的控煙政策，但嚴控的邊界在哪里？為什么要有邊界？沒有邊界會怎樣？

其實，一切規劃的制定都是有邊界的，只有在邊界之內，才能最大限度地照顧到各方的利益，保證規則的合理性。所以，我們經常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規則越合理，受規則約束者的權利越能得到尊重，他們的守則意愿也越好。

國際方面，近期，美國《紐約時報》一篇報道揭示了美國大煙草公司如何利用手段反對紐約州實施“薄荷醇卷煙”禁令。煙草大公司利用金錢游說立法者，制造美國種族議題分裂黑人群體，目的只為阻止不利于其自身的法案出臺。

紐約州州長凱西·霍赫爾 (Kathy Hochul) 近期在州議會上提出禁止薄荷醇卷煙，使得紐約州成為煙草“戰爭”的焦點。盡管這項禁令的用意可能是好的，但它激怒了一些黑人領導人，因為他們擔心如果薄荷醇卷煙轉入地下市場，可能會增加黑人與警察之間的沖突。報道說，奧馳亞集團和雷諾煙草已經花費數十萬美元聘請了說客組織，其中包括 Bolton-St.等頂級游說組織。披露文件顯示，其在1月和2月的總支出就超過40萬美元，卷煙制造商還與說客組織簽訂了總額超過 140 萬美元的全年合同。

紐約代理衛生專員詹姆斯麥克唐納博士說：“薄荷醇是煙草業的一匙糖，不是為了幫助藥物下降，而是為了幫助尼古丁開始上癮，”

紐約公共利益研究小組的首席游說者布萊爾霍納則認為：“薄荷卷煙的科學性沒有問題，這只是政治問題。”

在瑞典，多位公共衛生專家發布重磅報告《瑞典經驗：通往無煙社會的路線圖》，稱因推廣電子煙等減害產品，瑞典即將把吸煙率降至5%以下，成為歐洲乃至全球第一個“無煙”(smoke free)國家。報告也就“如何復制瑞典模式”提出多條建議，包括公開承認電子煙減害，讓煙民能方便地購買電子煙等。數據顯示，瑞典電子煙用戶的占比從2015年的7%升至2020年的12%，與之相對應，瑞典吸煙率從2012年的11.4% 降至2022年的5.6%。

此起彼伏，此消彼長。

從社會問題演變到政治問題，從傳統卷煙縮減到電子煙的崛起，本來圍繞人類健康事業而開展的控煙工作，越來越成為明晃晃的利益博弈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