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ky Cann寫道，隨著歐盟致力于規范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質(PFAS)，決策者最好不去理睬化工行業的聲音，就像他們對大煙草和化石燃料所做的那樣。

Vicky Cann是歐洲企業觀察站的活動家和研究員。

歐盟正提議逐步淘汰PFAS，這種有毒的“永久化學物質”存在于從煎鍋到防水外套的所有東西中。但PFAS生產商及其行業客戶正在反擊。

全氟烷基化合物(PFAS)和多氟烷基物質是人造化學品，具有耐磨性和持久性，這意味著它們不易降解，因此被稱為“永遠的化學品”。

隨著越來越多的證據來自科學家和永久污染項目，關于全氟辛烷磺酸在歐洲和世界各地我們的身體和環境中的污染程度，試圖處理這些有毒化學物質的成本，即使有可能，也將達到數十億，甚至數萬億。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該行業是什么時候第一次知道這些化學品存在嚴重問題的，以及它們造成了什么，或者更準確地說，沒有造成什么后果。

最近對PFAS主要生產商杜邦和3M公司以前的秘密文件進行的學術分析表明，到1970年，各公司就知道PFAS“吸入劇毒，攝入中等毒性”，比公共衛生界早40年。

這些公司使用了幾種策略來影響科學和監管，包括“壓制不利的研究和扭曲公共話語”。

PFAS行業與大煙草和化石燃料行業的否認策略之間的相似之處是顯而易見的，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方法的遺產。今天在荷蘭，人們建議不要吃杜邦PFAS工廠一公里半徑范圍內的水果或蔬菜。

現在，對“永久化學品”的監管已被列入歐盟的政治議程，一項關于在歐盟范圍內禁止PFAS生產、銷售和使用PFAS的提案。這個行業已經變得聰明起來。

為了給自己的產品減負，PFAS污染者們正不厭其煩地認識到公眾對“永久化學品”的擔憂，同時試圖說服決策者，他們愿意自己解決這個問題。

在建立了這種敘述之后，PFAS的公共關系操作進入了第二階段，采用了一種更加“一切照舊”的方法，即:爭辯說生產者或用戶自己的PFAS屬于特殊類別，因此需要特殊待遇，例如選擇退出禁令。

顯然，歐盟提案中已經包含的5年或12年的臨時選擇退出是不夠的。

相反，新的策略是將你的PFAS產品與歐盟的戰略重點聯系起來，無論是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的綠色協議(Green Deal)的殘余，還是旨在提高歐洲在半導體領域競爭力的歐盟芯片法案(EU Chips Act)。

業界夸張地堅持PFAS對這些行業至關重要，這否認了監管如何成為尋找可持續替代方案的關鍵驅動力。畢竟，各種供應鏈都在尋找PFAS的替代品，許多以消費者為中心的公司要求全面禁止PFAS。

盡管如此，PFAS污染者在很大程度上仍在堅持這些策略——把自己表現為合理、關心的行為者，然后要求對他們的產品進行特殊選擇。跟隨這些化學品生產商及其企業客戶進入戰斗的是一大批定制PFAS的游說團體、公關咨詢公司和律師事務所。

歐盟官員一定感受到了壓力，即使是在PFAS政策制定過程的早期階段。

但它并不一定是這樣的。

世界各國政府不再允許煙草公司在公共衛生問題上進行游說：消除吸煙的公眾利益與煙草公司的商業利益截然相反。

當涉及到氣候危機的決策時，決策者也越來越多地被要求拒絕化石燃料行業的游說提議。

那么，當涉及到監管PFAS和其他高風險物質和農藥時，決策者為什么還要繼續聽取化工行業的意見呢?工業界正竭力影響有關歐盟PFAS禁令的磋商進程。

但是，一旦它結束，就應該讓行業遠離隨后的決策過程。

PFAS是一種新型煙草，我們必須學習現有的防火墻策略來限制煙草業。絕不允許商業利益污染公共利益決策，規范“永久化學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