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亞，你基本上有兩種選擇。第一種選擇是表現得像個好公民，去看醫生，拿到處方，然后說服藥劑師把藥賣給你。另一種選擇是不那么好，像92%的澳大利亞電子煙用戶那樣——在黑市上采購電子煙。自2021年10月以來，澳大利亞對電子煙進行了監管，但監管不力，以至于澳大利亞衛生專業人士在6月的華沙尼古丁全球論壇上為這項立法道歉。

澳大利亞全科醫生卡羅琳·博蒙特(Carolyn Beaumont)主張成年吸煙者有權使用電子煙產品，她表示，獲得處方比人們想象的要困難得多。正如博蒙特在演講中解釋的那樣，在眾多障礙中，找到一位不僅熟悉電子煙產品，而且相信電子煙作為戒煙工具潛力的醫生是一項挑戰。但澳大利亞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大部分人口和醫生都居住在東海岸。在其他地區，醫生更少。此外，診所可能不會每天開放，等待時間越來越長，越來越多的全科醫生私下收費。據估計，20%的澳大利亞人沒有定期看全科醫生;博蒙特說，這個數字甚至可能達到35%。

醫生往往缺乏產品知識，對吸煙、吸電子煙和尼古丁依賴的認識不足。博蒙特說，澳大利亞沒有教授減少煙草危害的課程，醫療指南也不支持電子煙。醫生還面臨著一個行政障礙:他們需要注冊為授權的尼古丁處方者。然而，澳大利亞盛行的負面媒體敘事使許多全科醫生不愿注冊。2023年4月，澳大利亞衛生和老年護理部在全國范圍內列出了1963名授權處方者，相當于20名從業人員中的1名。

一旦電子煙使用者拿到處方，他們就需要找到一家出售電子煙的藥店。但很少有餐館這樣做，而且往往只有有限的庫存。電子煙也可以在網上訂購，并根據治療用品管理局(TGA)的個人進口計劃進口供個人使用。有了有效的處方，澳大利亞人可以合法進口每單三個月的供應量。TGA在其網站上強調:“即使你有處方，煙草公司、電子煙商店和便利店等其他澳大利亞零售商向你出售尼古丁電子煙產品仍然是非法的。”

根據羅伊摩根(Roy morgan)在2023年2月進行的一項調查，目前只有8%的電子煙使用者有處方，只有2%的人從藥店購買。

對于吸煙者來說，尋找危害更小的可燃香煙替代品不太可能變得容易。2023年5月，衛生部長馬克·巴特勒宣布進一步打擊娛樂性電子煙。他聲稱，電子煙作為一種治療產品向公眾宣傳，旨在幫助吸煙者戒煙，但卻催生了新一代尼古丁使用者，尤其是年輕人。截至發稿時，新規定的細節尚不清楚，但減少煙草危害的倡導者正準備對一次性電子煙、口味選擇和尼古丁濃度進行限制，同時要求用藥品包裝包裝電子煙產品，并終止個人進口計劃，只允許通過授權藥店銷售。

西蒙·查普曼(Simon Chapman)教授堅決反對電子煙，他在博客中建議巴特勒也應該禁止可再填充的電子煙。擬議中的立法將要求聯邦當局在邊境沒收產品，并要求各州監管零售銷售，但到目前為止，它還沒有撥出任何資金用于執法。

30多年來一直幫助吸煙者戒煙的前全科醫生科林·門德爾松(Colin Mendelsohn)表示，擬議中的計劃實際上是禁止吸煙。他說:“這是對一種失敗的高度限制模式的加倍努力，這種模式已經被電子煙使用者和開處方的醫生所拒絕，并創造了一個繁榮的黑市，免費向未成年用戶出售電子煙。”“禁毒令和禁毒戰爭的歷史始終表明，禁毒令并沒有減少長期的非法毒品供應，沒有理由相信這會有所不同。禁令是有效的短期政治策略，但卻是糟糕的公共衛生政策。澳大利亞邊境部隊(ABF)沒有資源或興趣攔截電子煙，而是更關注危險的非法藥物，如海洛因、可卡因、冰等，或武器。”

在今年5月的一次采訪中，澳大利亞邊防局局長邁克爾·奧特拉姆(Michael Outram)警告說，在邊境禁止電子煙不足以消滅猖獗的黑市，因為他的組織在“順利的一天”截獲了進入澳大利亞的75%到80%的非法毒品。在每年進入該國的800萬個集裝箱中，只有1%到1.5%被掃描。

門德爾松警告說，擬議中的打擊可能會產生許多意想不到的后果。他說:“犯罪網絡將繼續想方設法進口電子煙。”“這是一種高利潤、低風險的犯罪行為，而且還伴隨著一些備用策略，比如對零售商店投燃燒彈、幫派戰爭和暴力，以及官員腐敗。所得款項用于資助其他更嚴重的犯罪活動。煙草將繼續向青少年銷售，成年吸煙者將更難獲得合法途徑。有些吸煙者會復吸。現在的吸煙者將更難轉向電子煙。”

根據門德爾松的說法，計劃中的法律將把那些只是想改善健康狀況的守法公民視為犯罪，并導致政府失去稅收，許可證和電子煙商店的收入，同時承擔增加的警務，執法，司法系統和監獄成本。他說:“我們將繼續看到那些不可靠的、貼錯標簽的、不受監管的高尼古丁含量產品。”“不受監管的黑市產品的危害在EVALI(電子煙或電子煙產品使用相關的肺損傷)爆發期間得到了證明。在改變之前，還會有更高的價格，更高的藥物效力和尼古丁電子液體的儲存。所有合法的電子煙企業都將被關閉。獲得比吸煙更安全的替代品是對人權的侵犯。”

不成功的措施

門德爾松說，低收入和其他弱勢群體將受到不成比例的影響，他們的吸煙率以及與吸煙有關的死亡率和發病率明顯高于其他人群。他說:“澳大利亞的研究表明，電子煙可能有助于減少健康不平等。”“吸煙是弱勢群體經濟壓力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在工資增長緩慢、利率高、生活成本高的情況下。消費從食品、服裝等轉移到吸煙上。”

澳大利亞是世界上香煙價格最高的國家，一包20支的零售價為40澳元(25.60美元)。以每天消費13支香煙為基礎，吸煙的平均成本為每年11,850澳元。相比之下，電子煙每年的費用為500至1500澳元，具體取決于使用的設備。

門德爾松表示:“在目前的高水平下，由于收益遞減規律，進一步增稅不再有效。”“無論價格多高，許多上癮的吸煙者就是戒不掉。盡管采取了高價格、普通包裝和其他煙草控制策略，澳大利亞的吸煙率在過去四年中并沒有下降。”

那么消費者在這一切中處于什么位置呢?門德爾松說，缺乏消費者的聲音是一個大問題。“我們有一個新尼古丁聯盟，大約五年前解散了。最近，澳大利亞無煙替代品消費者協會成立了，但仍然很安靜。“電子煙合法化”是澳大利亞納稅人協會的一部分，也是最積極的倡導組織。我相信他們過去有一些間接的煙草公司資助，但他們專注于使電子煙合法化和監管，以及成年人做出自己選擇的權利。總的來說，他們在有限的資源下做得很好。所有反電子煙組織都受到嚴格審查，如果有任何潛在的機會，就會被反電子煙倡導者抹黑和破壞。”

意識形態代替科學

巴特勒的計劃招致了幾家機構的批評。7月8日，澳大利亞國家酒精和其他藥物咨詢委員會(ANACAD)成員發送的內部機密電子郵件表達了對進一步限制的擔憂，稱這將加劇黑市問題，將更多人定為犯罪，并使吸煙更具吸引力。7月18日，門德爾松和來自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40多名專家敦促立法者在巴特勒提議的打擊電子煙之前聽取ANACAD的意見。在這次采訪時，他們還沒有收到對他們的信的答復。

門德爾松對巴特勒會改變路線并不樂觀。他說:“巴特勒已經承諾要打擊，沒有跡象表明他會軟化自己的態度。”“他正在聽取一小群受意識形態驅使的控煙學者和持極端反電子煙觀點的衛生官員的建議。”根據門德爾松的說法，巴特勒在一個泡沫中運作，并忽視了支持電子煙的論點。門德爾松說:“他拒絕與Wodak博士(同為減少煙草危害的倡導者)和我會面，盡管我們與他的顧問見過面，而后者顯然堅持既定立場。”他承受著來自澳大利亞健康慈善機構、醫學協會、公共衛生組織和州政府的巨大壓力，這些機構幾乎普遍反對電子煙。媒體也對電子煙充滿敵意。任何轉變在政治上都將非常困難。”

門德爾松說，澳大利亞的電子煙政策是由意識形態而不是科學驅動的。澳大利亞最高健康和醫學研究組織——國家健康和醫學研究委員會(NHMRC)準備了一份關于電子煙的反電子煙立場文件。NHMRC在指導國家衛生政策方面非常有影響力。澳大利亞和國際知名專家在《成癮》雜志上發表了一篇同行評議的文章，批評了NHMRC的文件，發現其中充斥著嚴重的科學缺陷和錯誤信息。然而，它仍然沒有改變。”

門德爾松說，要對電子煙進行合理的監管，澳大利亞應該向鄰國新西蘭學習，新西蘭在2020年8月將電子煙合法化并對其進行監管。“在接下來的兩年里，15歲及以上的成年人吸煙率史無前例地下降了33%，從13.7%降至9.2%。在同一時期，澳大利亞的吸煙率上升了4.5%。在那段時間里，新西蘭沒有重大的無煙政策干預，幾乎沒有大眾媒體在戒煙運動上投入資金，也沒有增加煙草稅。”

毒品政策的教訓

門德爾松爭取以減少危害為基礎的立法的盟友亞歷克斯·沃達克(Alex Wodak)更有信心，澳大利亞最終會改變對電子煙的立場。Wodak致力于減少毒品危害，并在改革澳大利亞毒品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86年，他與同事一起創建了該國第一個針頭交換項目，并于1999年創建了第一個醫療監督注射中心。在這個時候，兩者都是未合法化的。

他注意到他的國家目前對電子煙的打擊有相似之處。Wodak說:“世界衛生組織在20世紀90年代的幾年里反對減少毒品危害，包括針頭和注射器項目，顯然是屈服于美國的巨大壓力。”“社區、政府和世衛組織對新藥、新形式的藥物管理和新形式的藥物危害減少的默認政策通常是消極的。一開始對毒品形勢的變化持謹慎態度似乎是明智的，但當一種新的減少毒品危害形式的反對意見在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證據變得令人信服很久之后仍然存在時，我們就遇到了一個問題，特別是當拖延的代價如此之大時，就像針頭和注射器項目和減少煙草危害一樣。

“現在，支持電子煙和其他形式的煙草危害減少的理由是壓倒性的。吸煙者越來越傾向于繼續使用尼古丁，但更傾向于以更安全的方式使用它。許多煙草貿易公司正在從可燃香煙轉向更安全的產品，有些公司的速度比其他公司快，但它們正在發生變化。投資者為更快轉型的煙草公司支付更高的價格。不幸的是，煙草控制、各國政府和世界衛生組織仍在抵制改變，而現在看來這種改變是不可避免的。這一變化對公共衛生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機會，與疫苗接種的好處規模相似。”

Wodak還記得，在毒品政策圈子里，減少傷害被拒絕，只支持禁欲的做法。“政治辯論落后于科學辯論，”他說。“這次經歷給了我們很多教訓。重要的是繼續提高證據的數量和質量。它最終會產生影響。禮貌和尊重減少傷害的反對者很重要。堅持也是如此。沒有捷徑可走。減少傷害涉及到結果主義，也就是說，對一項政策或干預的收益和成本進行評估。反對減少危害通常涉及義務論——也就是說，遵循一套原則，比如以無煙草或無尼古丁的結果為目標，而不是無煙的結果。政策或干預的凈效果并不令人擔憂。”

需要持久力

他說:“它注定遲早會崩潰。”“反對減少傷害的人無法證明，為什么一個安全得多的選擇受到嚴格限制，而一個致命的選擇卻隨時可用。盡管在政治、主流媒體以及醫療和健康出版物中占據主導地位，但73%的澳大利亞人支持像香煙和酒精一樣監管電子煙，而只有20%的人支持只對電子煙進行處方監管。”

巴特勒在5月1日宣布的新辦法要求眾議院和參議院通過立法。“這項立法極有可能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但不太可能在參議院獲得通過，”沃達克說。“黑市目前滿足了快速增長的澳大利亞成年電子煙用戶92%的需求，目前估計有130萬。盡管政府聲稱將加強邊境執法工作，以減少進入澳大利亞的非法電子煙數量，目前估計每月約有1000萬，但沒有為此提供額外資金。70年前，海洛因在澳大利亞被禁止使用。然而，在2022年，一項針對吸毒者的調查發現，87%的人表示獲得海洛因“容易”或“非常容易”。“當一種商品或服務的需求強勁，控制很容易被顛覆時，就像電子煙一樣，其他供應來源幾乎總是會出現。”

Wodak從減少毒品危害的角度看待澳大利亞電子煙改革的斗爭，而不是從煙草控制的角度。“40多年來，我一直參與澳大利亞禁毒法改革的斗爭。我們幾乎贏得了所有這些戰斗，盡管它往往比我們所希望的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我非常有信心，減少煙草危害將在澳大利亞取得成功。與減少毒品危害打賭是非常勇敢的，因為減少危害幾乎總是會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