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公司往往津津樂道，煙草行業為國民經濟提供了眾多就業崗位，特別是解決了大量煙草種植農民的生計問題，并以此來反對提高煙草稅，宣稱煙草消費減少將會減少大量的就業崗位，造成煙農收入下滑。但是，這一觀點并不全面。

　　我國是煙草消費大國，同時也是煙草生產大國。據煙草部門2019年的統計數據，目前全國煙草行業共有職工55萬，另外煙草產業還涉及近100萬戶煙農、520多萬戶卷煙零售客戶和眾多上下游相關產業從業者，總計約影響2000多萬人的就業與生計。

　　但總體來看，與煙草直接相關的就業人數很少，且一直在逐步減少。

　　從理論上說，提高煙草稅和煙草價格，會抑制消費者的煙草消費需求，導致煙草銷量下降，進而造成煙草行業的收入減少和就業崗位減少。

　　但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第一，煙草工業是一個高度資本密集行業，整個煙草行業的就業人數并不多，因此從一國整體就業規模來看，煙草行業就業人數的變動對整體就業狀況的影響很小。第二，由于煙草消費具有成癮性，其價格彈性很低，因此提高煙草價格在短期內并不會造成煙草消費的大幅下降，而是表現為短期煙草消費增長減緩，長期需求緩慢下降，這意味著就煙草行業就業的負面影響在短期內并不會很顯著，會有一個長期消化的過程。第三，從長期來看，消費者因煙草消費減少而節省的資金會花費在其他商品和服務上，從而會增加這些行業的銷售收入，進而拉動這些行業的收入，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

　　因此，綜合來看，煙草消費下降在短期內會造成煙草行業一定的就業損失，但隨著長期替代消費帶來的就業增加，其綜合效應要取決于二者的數量對比。

　　從現有文獻來看，國際學術界對此問題已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諸多研究結果表明，減少煙草消費對就業的負面影響微乎其微，甚至還會帶來凈就業增加的正向效應。

　　與資本密集型的煙草工業相比，煙草種植是一個高度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煙農數量要遠遠高于煙草工業從業人員，因此煙草種植受煙草消費減少的影響程度也可能更深。

　　然而，從2004年到2019年，中國煙農規模從365萬戶下降到了92萬戶，15年間減少了75%。而在此期間，中國的卷煙銷量持續正增長，直到2015年受卷煙提稅順價的影響才出現了輕微的下滑。

　　二者的背離表明，煙農的數量一直處于自然萎縮中。進一步的研究表明，煙農放棄煙草種植的主要原因主要是種植煙草的經濟收益在下降，這一過程主要來自于煙農自身的選擇，基本沒有外力的推動。

　　第一，從煙草產業價值鏈的收益分配來看，煙草行業雖然創造了巨額的工商稅利，但煙農的收益非常有限，在整個價值鏈的分割中處于完全的弱勢地位。

　　第二，從種植業的成本收益率來看，煙草種植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勞動強度大，且需要購置烤制設備，成本投入高，總體來看其成本收益率要低于其他作物，這一點已經被大量研究所證明。

　　第三，從煙農的收入情況來看，從2013年至2018年，中國煙農戶均收入從3.42萬元提高到5.39萬元。與此同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0.94萬元提高到1.46萬元。根據國家衛計委發布的《中國家庭發展報告（2015年）》調查結果，農村家庭平均規模為3.56人，據此測算，煙農戶均收入與農村居民戶均可支配收入并無明顯差距，但煙農收入波動性更大，更不穩定。

　　總體來說，現有研究表明，煙草種植的收益并不如煙草公司所宣傳的那么大，煙農放棄煙草種植主要來自于面對煙草種植收益下降的自然選擇。事實上，對煙草公司而言，其關心的是能滿足其生產需要的穩定的煙葉數量，而非煙農的數量和收入。

　　中國于2015年明顯提高卷煙消費稅并推高卷煙零售價后，國內煙農戶數并未隨即出現明顯的下降速率上升現象，表明這一提稅順價因素對煙農戶數減少的直接沖擊作用不大。因此，未來進一步提高煙草稅并無需過于擔心其對煙農戶數和收入的影響。

　　盡管經濟因素是煙農放棄煙草種植，選擇種植其他作物或從事其他行業的主要因素，但是，與煙草種植相比，轉產對煙農來說也存在一定的現實障礙和市場風險，包括缺乏初始投入資金，缺乏新作物種植技術和經驗，新作物存在價格波動風險等等。這也是部分煙農仍選擇種植煙草的主要原因。

　　在這一情況下，為緩解提高煙草稅對煙農的可能影響，可借鑒菲律賓等國的經驗，從煙草消費稅收入中安排專項資金，用于幫助煙農的替代生計，包括加大對水利等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因地制宜引導地方發展特色產業，為農戶提供轉產培訓、就業支持和信貸、保險等方面的資金支持，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等，以幫助煙農做好轉產準備，穩定農戶轉產收益。

（本文原題“提高煙草稅對CPI和就業的影響和對策”，原載《財經智庫》2020年第5期。作者賈康、施文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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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煙草稅如何影響卷煙消費

　　煙草稅是國際社會公認最具經濟效益的控煙舉措，通過提高煙草制品實際價格來減少消費，達到控煙的目的。

　　我國煙草稅主要指卷煙消費稅。2015年5月，我國對卷煙消費稅進行調整，將卷煙批發環節從價稅稅率5%提至1 1%，并按0.005元/支加征從量稅，煙草專賣局進一步要求卷煙批發價格上調6%，按零售毛利率不低于10%制定建議零售價，這是我國第一次實現稅價聯動，稅收與零售價格同步提升。

　　受到價格變動的影響，2015年卷煙總銷量減少120萬箱，自2000年來首次出現下降，卷煙消費稅在我國的初步實踐收效良好。2015年至今，我國已有了提高煙草稅的改革歷程，為下一步我國煙草稅實證研究的開展提供了可能。

　　既往研究中，由于使用數據和計算方法的不同，計算我國卷煙彈性為-0.856～0.15，甚至價格彈性為正，存在較大差異。與此同時，近年來健康教育、公共場所禁煙等非經濟手段也對卷煙消費產生了一定抑制作用。因此，有必要重新估計卷煙彈性，進一步了解卷煙消費特點，為我國煙草消費稅調整，以及煙草控制工作的開展提供參考依據。

　　利用2006至2016年各省卷煙銷量、各省卷煙零售價格、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數據，本研究發現，我國卷煙價格彈性為-1.039，收入彈性為0.606，即卷煙零售價格上升1%，人均卷煙銷量相應下降1.039%；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1%，人均卷煙銷量上升約0.606%。鄰省最低卷煙零售價對卷煙消費具有正向作用，這提示可能存在替代效應，但顯著性較低。公共場所禁煙的實施對煙草消費有負向作用，起到了控煙的效果。

　　與此同時，2007至2016年間，人均卷煙銷量下降趨勢越來越明顯，這可能與近年來健康教育、公共場所禁煙、提高卷煙消費稅等控煙工作的開展有關。卷煙零售價格、禁煙政策對消費結構具有負向作用。居民可支配收入對卷煙消費結構具有正向作用。

　　由全國總體數據可知，長期以來我國卷煙單箱價格年均增幅高于零售價格以及人均卷煙銷量增幅，這意味著經濟能力允許的條件下，我國消費者更傾向于購買價位較高的卷煙。原因可能有兩方面：一是高價位卷煙往往在原料、制作工藝、外觀、口感等方面存在優勢，可以滿足消費者對卷煙品質的追求；另一方面，我國卷煙消費具有混合鉆石性商品的特征，即在具備商品消費功能的同時，高價卷煙還可以作為個人財富、身份、地位的象征，引發“面子消費”。

　　該現象表明，我國居民對卷煙危害性存在認識盲區。煙草稅政策主要是通過價格手段影響卷煙消費，但短期內可能無法改變消費者的卷煙認知及消費習慣，不利于長期控煙目標的實現。我國控煙工作還需要依靠更多元的手段，如公共場所禁煙、限制卷煙廣告、發展卷煙替代品、開展健康教育等，動員社會力量，逐漸引導公眾培養良好健康習慣，進一步鞏固和提升控煙效果。

　　2018年，中國疾控中心成人煙草調查顯示，我國15歲以上人群吸煙率為26.6%，離《“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提出的20%還存在差距。

　　2006年以來，我國卷煙零售價格年均增幅約為0.86%，相對于我國其他零售商品價格增幅很小，剔除通脹因素后甚至是在不斷下降的。實際上，在居民實際收入不斷上升的情況下，我國居民卷煙購買能力在不斷上升。另一方面，目前我國草稅占零售價格比重約為56%，與世界衛生組織倡導的75%仍存在差距。

　　我國卷煙零售價格、煙草稅均存在一定增長空間。未來我國可以探索周期性提升卷煙消費稅，并實行稅價聯動，在降低卷煙消費的同時，為煙草行業的轉型爭取時間，逐步實現長期控煙目標。

（本文原題“提高煙草稅對我國卷煙消費影響的實證研究”，原載《中國衛生經濟》2020年第6期。作者都恩環、雷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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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改革煙草消費稅

　　我國煙草消費稅制存在的問題，首先是稅率仍然偏低。

　　卷煙的稅負水平，用每包煙零售價格中稅的比率進行衡量。世界衛生組織建議該比率應大于75%。統計兩次煙草消費稅調整，2009年我國煙草消費稅占比38.95%，2009年后上升為47.65%。2015年后，該比重由52%增長到56%，與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75%的標準相比仍偏低。

　　從煙草價格來看，2016年至2017年，我國煙草的平均銷售價格為13.5元／包左右，這一價格與2008年煙草銷售價格同比上漲不到10%，如果考慮居民的實際收入增長水平，以及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的變化，煙草價格的實際消費水平有所下降。從煙草消費稅的改革趨勢來看，煙草消費稅存在進一步提高的空間。

　　其次，煙草價稅聯動機制不完善。

　　我國的煙草消費稅制采用在生產和批發環節實行從量與從價相結合的復合計稅方法，從價稅在生產環節對兩種檔次卷煙采用不同稅率，稅制設計較為復雜。這種復雜的稅制結構不僅增加了征管的難度，也為煙草行業利用稅收政策調整經營策略提供了空間。在煙草專賣體制的卷煙定價機制下，煙草行業通過價格策略和產品結構調整，減緩了煙草銷售價格的漲幅。消費稅率的提高，部分通過煙草企業內部吸收，未完全反映到卷煙零售價格環節。

　　煙草消費稅制改革，首先應提高從量稅以提高低價煙的價格。

　　從控煙的角度來看，煙草稅制改革最有效的手段是提高從量稅。目前我國尚未上調從量稅率，這使得我國對煙草消費稅的調整僅僅局限為對煙草生產行業的調整，直接抽取了煙草商的利潤，而沒有作為消費稅作用到煙草消費者身上。

　　其次，煙草消費稅收入中央與地方共享。

　　完善消費稅相關制度，由中央稅改為中央與地方共享稅，有利于建立健全地方稅收體系，補充地方財政收入，建議煙草消費稅采用中央與地方共享分成稅制。由于煙草的特殊屬性，將煙草消費稅劃為地方稅，會導致地方政府重視煙草行業稅收，有悖于控煙及煙草消費稅設立的目的。而由于消費稅是價內稅，消費稅在計征企業所得稅時要做稅前扣除，在煙草消費稅率提高的趨勢下，這會減少歸屬地方的一部分企業所得稅收入，建立煙草消費稅分成稅制可以補償地方收入。此外，建議將煙草消費稅征收環節由生產及批發環節前移至零售環節，可以將消費稅的增加更直接傳遞到消費者終端購買價格中，從而更好地實現控煙的目的。

　　第三，建立煙草稅專款專用機制。

　　積極推動設立煙草專項稅，使煙草稅收所得能用于公共衛生事業或對煙草的進一步控制中，是政府信守控煙承諾的表現。有了資金支持，加上政府各部門的協調，公共媒體對于煙草危害的宣傳將會更大。

　　第四，實行煙草產品價稅分離。

　　價稅分離指在商品流通過程中，將商品或勞務的價款及其應征流轉稅款在發票中分別注明。將煙草消費稅從煙草成品價格中剝離出來，能使消費者在購買煙草成品時，明晰看到自己支付的消費稅金額在價格中所占的比例，從而引導消費者理性消費，并且以此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

（本文原題“對我國煙草消費稅改革的思考與建議”，原載《納稅》2020年第24期。作者羅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