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指出，要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當成我們奮斗的目標；十九大也指出，要不斷增強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廣大農村，有一種天然殘缺，嚴重制約著百姓獲得幸福感，讓他們距離幸福越來越遠，那就是法律意識淡漠。筆者于春節期間針對這份殘缺開展了相關調研，發現一些典型案例很有代表性。其實這些案例都是與香煙有關的法治故事。

村民張三向李四調換承包責任田，并補償給李四1000元錢，十五年后，李四反悔。因是親戚關系，當初調換時沒有立字據，也沒有打收款收條，只是當時給李某兩條香煙。在場的人也都人手一包，因為要讓在場的人作為見證。如今十幾年過去，雙方調換的責任田早已變得價值懸殊。李四原來的田在公路旁，如今隔壁田都被人用于自建住房，還是路邊第一排，可以作為店鋪的，公開市場價值就有十幾萬元了。但是張某的田就比較偏遠，雖然當時作為上等田，可以種植優等農作物，隨著農村人種地的越來越少，田地基本上處于荒蕪狀態，即便當初調換時面積大了許多，但是現在基本上是荒地，毫無價值可言。

張某當時調換田地時就是為了準備建房用的，如今李某想要自己建房了，所以就對張某說，你要補償我差價了，這里的田可以作為店鋪宅基，價格老貴了。李某的妻子幾次三番到張某家提及補償現在調換田地時的差價，但是張某都是一口拒絕，還口氣堅定地認為，早已調換好的，有“實事”為依據的。而且，當時還送了煙給他，在場的人員都抽過他的煙。

張、李二家原本是親戚關系，調換田地時雙方都有老人牽頭聯系做主調換，兩位老人原本關系很好，但是沒有簽字畫押，沒有字據為憑。李某正是抓住了張某這一點，才一次次地要求張某給予補償。張某就是不開口答應補償，因為他知道，只要一答應，就會來個獅子大開口，要價絕對不低，而且那塊田地現在不能建房了，因為手續不全，即便是要建，也要付出很多的代價。

張某不答應補償，李某就想辦法自己往那水田里倒土，要把原本位置低洼的田給填滿，這樣就可以變成名副其實的“荒地”而向村里申報自留宅基地自建房了。

正當李某填土時，張某經過此地便發現了，雙方吵得不可開交。村委會干部也得知消息后，立馬阻止了李某填土的行為，但是沒有將田地的歸屬權劃分。因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造成兩個家族進行了無休止的爭斗，村委會也無法解決。如此牽涉人員眾多，涉事村民煩惱不斷，甚至安全都受到威脅，幸福感蕩然無存。

張某認為，當時有煙為證，即便沒有字據，但是也有道德底線在，一般人不會那么沒有底線厚顏無恥說沒有收到過張某的1000元錢調換差價，還倒過來說李某補給張某1000元差價了。可是，因為雙方牽頭辦理的老人們都已作古，在場的人員也都說不清楚了，因為是同一個村的人，怕“兩根煙不抽只抽一根煙”，所以都是選擇了沉默。

李某沒有倒進泥土，卻公然在改田地里種植上了莊稼。張某肯定不服氣，他看到莊稼長出來便去拔掉，這樣矛盾就越來越深了。原本是親戚關系的張李兩家，變成了兩個家族的矛盾，這在農村極為不和諧穩定。矛盾一觸即發。

作為調節關系的重要載體——香煙，在這里卻沒有傳遞出應有的效用。農村人大多以為只要接受了對方的香煙，便是事情有了解決的征兆，所謂不打遞煙人，接受便是放下。說到底，還是因為他們法治觀念淡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維權意識淡薄。農村百姓沒有主動維護自身權利的意識，維權渠道不熟悉，沒有正確區別權利和人情間的關系，想當然地以為人情大于法律，給今后維權埋下糾紛隱患的種子。

二、普法教育滯后。因循守舊地處理糾紛，如果沒有鄉約民俗的先例當事人便糾扯不清，對法律常識的欠缺達到相當的程度，造成許多農村法盲有理說不清，有冤情不去訴，而采取自我了結的方式。

三、相關制度不完善。農村百姓出現糾紛苗頭不是首先找組織解決處理，或者即便有村民調解委員會這樣的組織卻形同虛設，寧愿相信村里有威望的人更有辦法去解決。一旦場面失控時，公安、政府部門出動調停也無濟于事，政府對于農村一些素質不高、胡攪蠻纏卻很有勢力的人很無奈，沒有相關政策來約束，造成了一定的法律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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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幾點可謂是當今農村制約百姓獲得幸福感的硬傷，筆者認為可嘗試從多方面著手解決。

香煙傳遞真情。一支煙可以傳遞出解決問題的善意，只要多溝通，多接觸，少發火，問題就一定能夠解決。香煙是溝通的潤滑劑，是雙發心平靜氣談事情的安定劑，只要一方接受了另一方的香煙，事情就有可能會出現轉機。解決辦法也會在一支煙后得到緩解，心態穩定了，事情就好辦了。

創新普法教育。農村開展普法教育不能停留在老一套，應根據新時代要求與時俱進，充分發揮新媒體的力量，借助與傳統媒體相結合的優勢，將法律陽光普照到每一位村民。如手機微信平臺上有法制專欄，綜治安全信訪教育專欄等，讓百姓不出門便能學習法律知識。

關注重點干預。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懂得所有的法律，有的放矢去普及法律會更有效果，要在相關領域引導百姓學法守法，一旦出現相關糾紛，則會合理利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如有了土地糾紛用《土地法》、《合同法》、《土地承包管理條例》、《侵權責任法》，出現林業糾紛則用《森林法》、《環境保護法》等，現身說法，加深記憶，體會到法的實惠。只有這樣有針對性重點干預農民才會接受，只有用法解決實際問題，才能提高農民法律意識。

做好服務對接。農村基層部門要主動做好村民服務對接工作，自覺引導村民除了學習法律知識外，更要學習科學知識，相信科學，提高綜合素質，將糾紛排除在萌芽狀態，一旦矛盾過激時也能采取緊急處理。協調好多方力量，主動作為，不斷增強村民法律意識，使其獲得真正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