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傳》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這種“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超然、寬廣的宇宙觀,始終是中國傳統(tǒng)倫理道德的奠基石,特別是對構造中國人豁達的人生觀有著重要的作用。
從歷史看中國民族的生活條件并不“快樂”,但生活態(tài)度卻很樂觀。這是由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人生采取積極的入世主義態(tài)度,不回避現(xiàn)實生活中的矛盾,認為艱難、困頓、挫折等本來都是人生課題中的應有之義,故而有“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的豁達論調(diào)。
作為中國文人的代表,屈原的一生跌宕起伏,卻堅持著豁達的人生境界:有不計榮辱禍福,心系天下的豁達;有戰(zhàn)勝失敗沮喪,百折不撓的豁達;有不畏譏諷中傷,義無反顧的豁達;有看破山窮水盡,守護初心的豁達……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豁達,是志存高遠
屈原雖出生在貴族之家,卻沒有富家子弟的驕縱傲慢,還常常幫助貧苦的百姓。
有一次,小屈原在路邊玩時看到一位老奶奶背著一袋米,走得很吃力,而且米袋子還有個破洞,正在一粒粒漏米。小屈原立即上前用自己的新鞋帶子把破洞系上,并背著米把老奶奶送回了家。
后來,楚國遭遇大旱,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一天,屈原家門前的石頭縫里竟然流出了雪白的大米。路過的百姓們看到,趕緊紛紛拿來碗瓢、布袋裝米。
百姓們非常激動,然而屈原的父親發(fā)現(xiàn)家中糧倉的米越來越少。原來屈原不忍心看到人們挨餓,便把自家的米偷偷放進了石縫里。
父親沒有責備屈原,只是對他說:“咱家的米救不了多少窮人,如果你長大后做官,把楚國管理好,天下的窮人不都有飯吃了嗎?”
父親的話讓屈原很受觸動,更加勤勉治學,長大終于做了楚國的大夫,為國、為民盡心盡力。
此后,“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是屈原心中最大的牽掛,而他也將兒時助人的小善轉為了濟世的大善,將憐憫他人的小愛轉為了憂國憂民的大愛。
屈原這種目標高遠,眼光遠大,不計較個人得失的豁達觀影響了此后眾多的文人志士。
杜甫的愛國憂民精神,就與屈原有著莫大的繼承關系。杜甫在《戲為六絕句》中說:“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后塵。”即是以屈原為精神榜樣。
杜甫同屈原一樣,“以一己之心為萬民之心”,他將自身的命運與國家百姓的憂苦喜樂緊緊綁在一起,無論如何困頓潦倒,他都會哭“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他也會憂“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屈原在為苦難的百姓流淚,杜甫在期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嗚呼!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只要人們能安居樂業(yè),自己就是凍死也是心甘情愿。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豁達,是初心永不變
屈原有著堅定的理想抱負,他以國家安危為己任,不避死生之禍,小人的誹謗、楚王的昏庸......種種痛苦都沒有使屈原退卻,執(zhí)著地堅持理想并為之奮斗不息。
他責難楚王不察民心、不辨忠奸;他厭棄貴族階層污濁風氣、邪佞背德;他對于自己理想中的美政始終報以極大的熱忱和堅定的信念。
他說:“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只要是心中所追求的東西,就算死九次,也不后悔,足見屈原心智之堅定,毅力之強悍。
紅塵滾滾,到處充塞著各式各樣的欲望,只有心中有相當?shù)亩?#xff0c;豁達大觀,才能洞悉世事,永懷初衷。
屈原不畏強權的錚錚風骨,激勵著無數(shù)后輩。也正是屈原的獨立不遷、矢志不移,使得后世的文人墨客們在面對強權時仍能保持高潔操守。
李白有詩:“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而李白蔑視權貴、反抗黑暗的精神和浪漫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正是屈原人格精神繼承與發(fā)展。
正是屈原“九死尤未悔”的激勵,才有了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豁達灑脫。
茍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
豁達,是困境亦從容
心系百姓的屈原開始效法秦國推行變法改革,雖民心沸騰,但終究是侵犯了貴族們的利益,與貴族的矛盾不斷激化。公元前313年,屈原因上官大夫進讒言而被流放至漢北地區(qū)。一年之后,楚懷王出于一時權宜之計起用屈原為齊使,但當屈原從齊國回來后又馬上疏遠了他。公元前296年,屈原被第二次流放,此次他被流放到了南方偏僻地帶,流放時間也長達18年之久。
但是,屈原并沒有被流放的痛苦憤懣所打敗,而是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作品,表達對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對楚國黑暗腐朽統(tǒng)治的批判。
他在《九章?涉江》中寫道:“茍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只要心是端方正直的,即便是在荒僻遙遠之地,也沒有什么可悲傷的。
屈原面對困境的豁達,為蘇軾后來應對人生的風雨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
蘇軾是屈原的鐵桿粉絲,少年時就熟讀其作品,到了青年時代更為崇拜。他滿懷深情創(chuàng)作的名篇《屈原廟賦》,是其三十多篇辭賦作品中最為獨樹一幟的作品。
他的五言古詩《屈原塔》:“……古人誰不死,何必較考折。名聲實無窮,富貴亦暫熱。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jié)。”更是毫不吝嗇地表達對屈原的贊美和崇敬。
蘇軾對屈原的精神膜拜敬仰,對屈原的遭遇也感同身受。因“烏臺詩案”遭人陷害,蘇軾的生活狀態(tài)便成了:不是被貶官,就是在正在被貶官的路上,直至貶無可貶。
蘇軾一生,奔走潦倒,沒有在政治上得意過,一生波瀾曲折都浸潤在詩文中,但我們幾乎很難見到蘇軾對于命運的抱怨,晚年總結此生的時候,反倒將被貶謫之地稱為一生功業(yè)所在: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儋州。
失意也罷,坎坷也罷,蘇軾從來都不減豁達豪放的本色。
晚年的蘇軾對屈原的崇拜如陳年的老酒愈久愈烈,感嘆說:“吾文終其身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惟屈子一人耳。”
雖然蘇軾自己自愧弗如,但他將詞“一洗綺羅香澤之態(tài)”,使詞具有“曠”的精髓;而且無論境遇如何,都不曾迷失自我。如此,在后人看來,“粉絲”蘇軾已與“偶像”屈原達到了同樣的境界。
屈原說:“茍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
蘇軾說:“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豁達,是追求無止境
屈原堅持他的追求,但他的執(zhí)著沒有走向妄想偏執(zhí),他對自己的追求之路認知清醒而平靜:“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而這種平和豁達愈發(fā)體現(xiàn)出屈原心志的百折不回。正如司馬遷所言:“(屈原)雖放流,顧楚國,系心懷王,不忘欲反……”
又如《離騷》后期,靈氛勸告屈原遠走他國另尋志向,但他寧肯在自己的國家里“屈心而志”,也不肯背離祖國而“自疏”,去求取安樂富貴。
盡管前面的道路又遠又長,但仍會百折不撓地去追求那理想中的人生之道。
這是不死不休的追尋精神,是豁達的另一種極致。
司馬遷遭冤受刑之后,也正是以屈原為榜樣,堅持寫完了不朽的巨著《史記》。他在《屈原賈生列傳》中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