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據外媒報道，發表在《英國醫學雜志》上的一項新研究表明，《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并沒有加速全球卷煙消費量的下降。像紐約和倫敦這樣的全球城市是率先推行有效煙草控制政策的城市之一，比如無煙工作場所、公共戒煙服務和提高煙草稅。

　　這些拯救生命的政策非常成功，2003年世衛組織談判了一項名為《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國際條約，以在全世界推廣類似的循證政策。直到最近，許多人還認為批準該條約的181個國家從中受益。

　　但糟糕的是，調查結果顯示卻差強人意，雖然在美國和英國等富裕國家，人們吸煙在減少，但在中國、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等國家煙草消費卻在增加，人均吸煙量超過500支。

　　這些出乎意料的結果提出了兩個重要問題：如何解釋煙草控制方面的全球差異，以及如何解決這些差異？

　　煙草稅太低

　　全球差異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經濟趨勢的變化和各國政府在執行煙草控制政策方面的不同能力。

　　像北京、雅加達和胡志明這樣快速發展的大都市在保護居民免受煙草危害方面并沒有像富裕的早期城市那樣成功。

　　一個主要原因是，這些城市的煙草稅只是我們所知道的應該征收的一小部分，而且沒有隨著收入增長而增加。

　　因此，這些城市將損失數十億美元的生產力和醫療支出，數億人的頭號可預防的過早死亡原因將逐年惡化。

　　避稅和走私

　　研究人員指出，他們的研究與過去對煙草行業的研究相結合，為經濟學家所稱的煙草市場的“均衡效應”提供了一些第一批定量證據，即發達國家實施煙草控制政策刺激了煙草公司將他們的營銷和推廣活動轉移到政策不那么嚴格的窮國。

　　諷刺的是，主導全球煙草市場的寡頭壟斷企業的總部都設在率先推行煙草控制政策的城市，而這些政策現在導致這些企業將產業運營推向了一些新興城市，而煙草政策對這些新興城市的保護卻少得多。

　　世界上第一大煙草公司菲利普·莫里斯在紐約，英英美煙草集團和帝國煙草公司在倫敦，日本煙草公司在東京。這些上市公司不僅利用這些城市富裕投資者的資金來加劇海外煙草流行，還通過系統性避稅和國際走私將數十億美元匯回這些富裕城市，同時積極抗爭反對世界各地有效的煙草控制政策。

　　10億預期死亡

　　該研究表明，《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尚未為世界各大城市帶來公平的煙草危害保護。

　　到2044年，世界城市人口將是農村人口的兩倍，這場漫長戰爭的下一階段必須由大城市開始。無論這意味著在北京提高煙草稅，在雅加達削減行業營銷，在胡志明市要求普通煙草包裝，還是在紐約和倫敦采取法律行動，我們都必須采取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