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專稿　　引：“皇上，您當政這些年以來，從不召見大臣探討重要國事，這是不對的。”“皇上，您處事獨斷，不聽大臣的話，是不對的。”“皇上……”

　　圍觀明朝官員“罵”皇帝

　　時間倒退到16世紀，明朝的正德皇帝、隆慶皇帝和萬歷皇帝，對這樣自相矛盾的奏折，應該是很熟悉的。這幾位皇帝肯定心里默默怨念他們的老祖宗朱元璋，因為他設立了“都察院”和“六科廊”這種監察與諫官機構。

　　這些科道言官們手上，看似沒有任何決定權（實際上不然），但他們卻有至高無上的罵人權力——他們罵皇帝可不是一道奏折罵完就算了，很多情況下，他們的奏章將會明發在“邸報”這種全天下官員以及稍有身份的人都能看到的原始報紙上面。一篇把皇帝罵出翔來的奏折，足以讓他們名垂青史。

　　明朝是漢民族專制王朝文官制度的巔峰，而在這個巔峰上把罵皇帝再發揮到極致的，就是我們都很熟悉的海瑞。那道讓他名垂千古的《治安疏》確實是酣暢淋漓。但除了正德、隆慶和萬歷，為何不說夾在中間的這位嘉靖皇帝呢？因為沒有人敢那么說他，敢勸諫的，基本上都被打爛了屁股，該發配的發配，該見閻王的見閻王，足見這位君主之兇殘。然而物極必反，大明朝公認最犀利的奏章，恰恰也出現在他的頭上。

　　想到這，他的祖先與子孫可能會覺得自己運氣好，至少自己被罵的，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還沒有不可掩蓋的歷史污點。按照正常情況，海瑞是必須要被殺掉的。可是嘉靖皇帝當時已經病入膏肓，加上文官集團（記住這個詞，它很重要）的袒護，還來不及處置海瑞，他就一命嗚呼了。在上書之前已經遣散家人備好棺材的海瑞，就這樣撿回了一條命。

　　雖然如此，這件事也折射出嘉靖朝的監察環境，想上書可以，你有這個權利。但是，準備好棺材吧。

　　那些霸氣的御史大牛們

　　在中華民族浩瀚的歷史長河中，官職的名稱經過了許多次變換。比如說同樣表達“丞相”這個意思的，單官職就有“相邦”“相國”、“司徒”、“大丞相”、“宰相”、“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政事”等等。明清的“內閣大學士”、“軍機處大學士”也大致相當。我們熟知的“相公”便是宋朝人對宰相的稱謂，后來演變成對丈夫的稱呼（此原理跟后世管老婆叫“領導”差不多）。表達“國防部長”的也同樣不少：太尉、大將軍、大司馬、大都督、樞密使、兵部尚書……表達“財政部長”的：大司農、少府卿、治粟內史、三司使、戶部尚書……

　　許多名字，流逝在歷史的長河里，然而，表達“御史”這個概念的，從頭到尾都是這兩個字。雖然有過許多的延伸，比如《三國演義》里被張飛痛打的“督郵”，也屬于御史的地方派駐官職，但這兩個字，在漫長的歷史之中經受住了考驗。并且從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秦朝開始，御史們就站在了規則維護者的地位上。

　　實在由不得他不堅挺。在一沒有軍權，二沒有政權的情況下，御史的地位，是靠真刀真槍拼殺出來的。唐有魏徵，宋有包拯，明有海瑞，毫無疑問，都成了中國文人風骨的象征。

　　那么，御史的真正職權是什么呢？

　　在最早誕生“御史”這個稱謂的戰國時期，他們作為國君的侍從官，負責君王的言行記錄，是史官的一種。從秦朝起，御史被委任以“主管彈劾、糾察官員過失諸事”，進而成為監察系統的代名詞。

　　來看看御史大牛們曾經做過的事吧！海瑞我們前文已經說過了，再來看魏徵：

　　據《貞觀政要》記載統計，魏徵向太宗面陳諫議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諫諍多達“數十余萬言”。其次數之多，言辭之激切，態度之堅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難以倫比的。

　　“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一定理，由魏徵而載入史冊。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說：“何謂為明君暗君？”魏徵率直地回答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魏徵的上書偏激，大家早有耳聞。然而上書達人魏徵早已超越了這個境界，成為“上書偏激”這種習俗的維護者。有一次有大臣上疏激烈，唐太宗看了大怒，魏徵諫道：“自古上書不偏激，不能觸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圣人擇善而從。”最后還強調說：“陛下最近不愛聽直言，雖勉強包涵，已不像從前那樣豁達自然。”

　　包拯，毫無疑問是大家最熟悉的古代官員。然而這里的諫官包拯，他的赫赫聲名并不是因為在開封府辦案。老包在當時最令百官頭疼的，是他的彈劾。

　　據統計，在他彈劾下被降職、罷官、法辦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有時為了一個人、一個案件往往反復上奏，火力之猛，大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氣勢，并且被他彈劾的都是當朝權貴。他7次彈劾酷吏王逵，頂住各方面的壓力，最終把這個寵臣拉下馬；他彈劾仁宗最親信的太監閻士良“監守自盜”；他4次彈劾皇親郭承佑，讓仁宗幾乎下不了臺；他彈劾宰相宋庠，其人文采風流道德高尚，實無過錯，包拯卻彈劾他身為重臣卻毫無建樹，如同當今提的“庸官”、“不在狀態”等概念。

　　包拯越彈越牛，甚至六次彈“國丈”，硬生生把仁宗寵妃的堂伯父張堯佐給彈下馬來。仁宗專寵張貴妃，讓她平庸的伯父坐“直升飛機”一年之內晉升4次，身兼財政部長、組織部長等4大要職。此舉引起群臣爭議，包拯首先冒出來彈劾，隨后一些諫官也爭相抨擊。不料張堯佐的職位不降反升，這說明皇帝在力挺他。包拯見形勢不對，3天之內又彈劾，甚至大呼“國丈”是“盛世垃圾，白晝魔鬼”，見沒動靜，包拯再彈，而仁宗也慪氣了，一意孤行要把“國丈”提拔為“宣徽使”。激進者要求廷辯，要和皇帝面對面理論。在爭執到達最高潮時，包拯一激動，站在仁宗面前義憤填膺滔滔不絕，唾沫星子濺了仁宗一臉，皇帝尷尬至極又窩火，拂袖而去。回宮后張貴妃問消息，仁宗沖她發了一通脾氣：“包拯向前說話，直吐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不知包拯御使乎！”

　　就這樣，仁宗總算答應了后妃之家不得任兩府的建議，又批評了諫官們在殿上喧嘩失禮，生怕再出現過激行為，并規定以后奏對必須先申請。而張堯佐自感犯了眾怒，以退為進，主動辭去了一些職務。事實上，皇帝只是緩兵之計，僅過了幾個月又把這些要職委給“國丈”了。其實，君臣各退一步也就算了，包拯卻非要讓皇帝下不了臺，繼續彈劾，一彈再彈，最終把仁宗給弄煩了，不再動張堯佐的職務。后來張貴妃又香消玉殞，這場由包拯掀起的君臣拉鋸戰總算平息了。

　　包拯這股子牛勁讓權幸大臣，甚至仁宗本人都有點畏懼三分，當時在官場流行一句時髦語“包彈”，為官清廉正派，就叫“沒包彈”；貪官污吏就叫“有包彈”。

　　側看監察制度的作用及分析

　　在正統的史學研究上，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是一種縱向權力監督模式，它有三個特點：

　　第一、對權力的監督是一種單向度的上下級隸屬關系，即只能是上位權力對下位權力實行監督，同級別的權力主體之間的監督關系一般不很明顯，更不存在普通民眾對政府官員的監督。

　　第二、這種監督方式是一種整全的監督，即上位權力對下位權力進行全方位的監督，甚至在特定情況下，完全取代下位權力的運作。監督者和被監督者之間不存在明確的職能分工，只有權力行使范圍的大小。

　　第三、在這種權力監督機制下，垂直縱向的權力層級呈現不斷增多的趨勢。因為權力沒有分化，不能實現相互制衡的功能，但權力又不能過度集中，因此只有在縱向上設立眾多不同級別的權力機構，使每一個級別的權力逐級縮小，達到以上御下的目的。下級權力需要上級權力來監督，后者又需要更高級別的監督，如此上推級別不斷增加。中國古代的行政級別繁多復雜，與這種權力監督模式有直接的關聯。

　　由于這些特點，在皇權強大，且皇帝開明的日子里，言官可以通過對地方的控制、對大臣的彈劾和對皇帝的直諫，發揮出應有的作用。然而，在秦朝以后的兩千多年時間里，這樣的“治世”實在是太少了。無論是皇帝昏庸還是權臣當道，都足以讓整個監察體系抓瞎。

　　為什么會出現這個情況呢？

　　首先，古代整個監察制度的權力來源都是皇權，而皇權在幾千年歷史中，都是最不受制約的一種權力，這必然帶動監察制度內部缺乏制約。因為缺乏制約，自宋朝以降，言官漸漸淪為了朝廷黨政的重要工具之一，與原先的初衷顯然背道而馳。

　　其次，監察制度雖然源于皇權，但科道官員本身卻屬于文官的一部分。與出身貧寒的錦衣衛、出身宦官的東廠、西廠不同，這些科道官員與行政官員一樣，都是通過科舉考試入仕。文官集團強大的潛規則，導致大多數官員必須“站隊”，言官也不例外。因此，監察權，一直處于在皇權與文官權力之間搖擺不定的位置。沒有穩定的權力來源，自然也就更加脆弱。

　　第三，從根源上說，監察制度，都是古代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而設立的“內部糾錯程序”，它從來就沒擁有過獨立的執政權，也沒有代表過新的階層和利益群體。千百年來，真正維系“御史”血脈的，是一種道德風骨。雖然時有璀璨的星光閃耀，但放在政權的博弈場上，地位就十分尷尬：作為文官，上不能有效限制皇權；作為皇帝耳目，下無法對各個派別公正處理。

　　綜合地說，古代監督制度，享有極其崇高的聲望和地位，但從來不具備足夠制約各方的獨立權力。而且由于和實際政務脫離，且在更多時候，科道言官們處事的標準都是封建道德。可以說，中國古代政治，充滿了道德審判和一刀切的情緒并延續至今，就是這種處事方式的遺產之一。

　　它留給后人的啟示是，首先從倫理上，監察制度應該有獨立的力量，而不是依附于某種權力（特別是被監察對象的權力），這樣才能能夠對被監察對象進行有效制衡。其次，監察制度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