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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年，約翰·希思（John Heath）出版了《兩個世紀的警句詩集》（Two Centuries of Epigrammes），其中警句詩《煙草》（Tobacco）諷刺了人們對煙草的盲目追捧。

1611年，約翰·戴維斯（John Davies）的《愚行的懲戒》（The Scourge of Folly）通過多首短詩抨擊人們濫用煙草。

1611年，荷蘭出版的查爾斯·德·萊茲勒(Caroli Clusii Atrebatis)所著《……的后續療法》(Curae Posteriores)中，記載了范德哈根(Steven van der Hagen)對煙草種植起源于非洲的探討，他指出野生煙草可能由葡萄牙人經黑奴貿易引入，反駁了“非洲本土起源說”，記錄了非洲人如何從歐洲人那里學會了吸煙，以及煙草成為交換媒介的情況。

《……的后續療法》標題頁

同年，倫敦出版的馬蒂亞斯·德·洛貝爾（Matthias de l'Obel）所著《煙草的熏香》（Perfuming of Tobacco），該書反對濫用煙草，建議用款冬花（coltsfoot）等草藥替代或添加香料降低危害，并引用了多東斯等學者觀點，指出煙草具有燥熱、致幻特性等對健康的危害。

1611年， 喬治·威爾金斯（George Wilkins）在《未經深思的婚姻之苦》（The Miseries of Inforst Marriage）戲劇中引入了酒館場景，將煙草煙霧比作“誓言的飄散”，反映煙草已在社會底層中普及。

1612年，德克爾（Thomas Dekker）的《如果這不好，那就是魔鬼在作祟》（If It Be Not Good, the Divel Is in It），借魔鬼視角諷刺了煙草店泛濫成災，揭露存在的煙草貿易腐敗與社會沉迷。

1612年，亨茨納（Paul Hentzner）出版的《旅行記》（Itinerarium）記錄了1598年倫敦見聞，描述英國人用陶土煙斗吸煙的習慣，展現德國人對吸煙習俗的新奇與困惑。

1612年，潘奇羅利（Guido Panciroli）的《某些事物的簡短匯集》(Raccolta Breve d'Alcune Cose)里提及煙草是古代未知的“非凡事物”，但內容多重復莫納德斯的記載。

1612年，湯普森（Thomas Thompson）在《酒鬼的飲食》(A Diet for a Drunkard)里，將煙草與酗酒一同列為對“上帝恩賜的濫用”，稱其由游手好閑的商人從佛羅里達和伊斯帕尼奧拉島引入，批評濫用煙草及其對健康的危害。

1613年，德雷頓（Michael Drayton）在《多利奧布恩》（Poly-Olbion）里，批判了英國人盲目追捧外國商品，痛斥煙草耗盡黃金，助長虛榮，反映民族主義情緒與對進口商品的矛盾心理。

1613年，哈考特（Robert Harcourt）在《圭亞那航行記》(A Relation of a Voyage to Guiana)里準確預見了煙草商業價值，稱其在歐洲、亞洲廣受歡迎，描述圭亞那種植煙草的便利。

《圭亞那航行記》標題頁

1613年，漢弗萊·金（Humphrey King）在《半便士的智慧》(An Halfe-Penny-Worth of Wit)詩集里，間接提及煙草，稱其為“秘魯的新葡萄酒”，暗示其在社交中的流行。

1613年，塞繆爾·羅蘭茲(Samuel Rowlands)在《還有更多無賴嗎？》(More Knaves Yet?)書中諷刺過度使用煙草的行為，將煙草稱為魔鬼。

1613年，喬治·威瑟（George Wither）在《陋習被剝露與鞭笞》(Abuses Stript, and Whipt)里批判了盲目模仿外國的惡習，痛斥煙草濫用，認為其在原產地有醫療功效，但在移植至英國后則會危害健康，指責吸煙者“因跟風而忽視本國草藥”，呼吁節制。

1614年，愛丁堡出版了巴克萊(William Barclay)所著《忘憂草，或煙草的功效》（Nepenthes, or the Vertues of Tobacco），反駁了詹姆斯一世（James I）對煙草的批判，肯定其藥用價值，認為最早的煙草以干葉子（leaues）的形式被帶到歐洲。

1614年，雷文斯克羅夫特（Thomas Ravenscroft）在《一篇簡短的論述》(A Briefe Discourse)的音樂研究中收錄了煙草主題的四重奏歌曲，反映了煙草已融入當時的流行文化。

1614年，泰勒（John Taylor）在《陋習的抨擊或剪除》(The Nipping or Snipping of Abuses)中，假借魔鬼普魯托（Pluto）的“公告”，諷刺煙草為“地獄的饋贈”，教唆基督徒沉迷吸煙以腐蝕身心，對其進行了宗教和道德批判。

1615年，哈莫（Ralph Hamor）在《關于弗吉尼亞的真實記述》（A True Discourse of Virginia）里，記錄了弗吉尼亞殖民地發展歷程，強調約翰·羅爾夫將紅花煙草種子引入了特立尼達和委內瑞拉地區，稱其種植的煙草品質可媲美西印度群島。羅爾夫本人在他的《1616年弗吉尼亞狀況報告》了也談到了這一新興產業。威廉·斯特雷奇的記述與羅爾夫的描述互為補充，并強調因為英國對于西印度群島紅花煙草的旺盛需求，引進種植成為必然。

《關于弗吉尼亞的真實記述》標題頁

這些作品從經濟、社交、道德、醫學、殖民等多個角度，展現了17世紀初英國對煙草的復雜態度，既有對其商業價值與藥用潛力的認可，也有對其道德腐蝕與健康危害的深刻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