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去杜克大學講演，一進入達勒姆（Durham）就能感覺到空氣里煙草的味道。朋友介紹說：杜克家族是靠煙草起家的，所以這個城市也叫“煙草城”。又因為杜克大學的醫療中心在治療癌癥方面特別好，這個城市又被叫做“醫療城”。在這里，煙草與文化之間是一種多有意思的關系啊。

　　我有一個愛好，到哪都喜歡參觀當地的工廠，那些“聰明”的機器比裝置藝術更像藝術。參觀了卷煙廠，我被制煙材料的精美所吸引，這么精美的材料，使我對材料這部分的思維變得敏感又活躍。我覺得這些材料不應該被燒掉，也可以用于別處，比如藝術。我決定以這些材料為限定，做一個與煙草有關的項目。杜克大學的Stanly Abe 教授很支持這個想法。我開始收集和研究材料，走訪有關人士。在杜克大學圖書館的大量資料中，我了解到杜克家族與中國關系的史料，是他們最早把卷煙技術帶到上海的。我那時就想到，將來再把這個計劃搬到上海去做。4 年后在巫鴻教授的策劃下實現了《煙草計劃2 ：上海》。我根據上海的材料及場地補充了新的作品，使這個計劃增加了歷史、地域和現實的維度。2005 年，通過我的朋友Carolyn Hsu 和RenéBalcer 夫婦，我進一步了解了弗吉尼亞煙草的歷史。在這里，煙草與早期移民及美洲大陸的歷史密切相關，現在是“萬寶路”的生產中心。于是《煙草計劃3 ：弗吉尼亞》的場地定在了里士滿。展覽發展出我的作品并對煙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做了更深入的探討。整個計劃構成了一個層層深入的對人與煙草復雜關系的追問，以及由煙草為線索，引發有關歷史與現實、國際資本、文化滲透及勞力市場等話題。

　　其實，藝術家的靈感往往來自于某些普通的、與藝術似乎不相干的具體材料，這是大多數藝術家與作品之間真實且合理的關系。在一般概念中，煙是壞東西，而藝術是好東西，人類對二者都有依賴性，將兩者合并為一體必將產生一種新的作用力。煙，滲透在生活中，人們對煙是熟悉的，認識是固定的。很少有人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它、使用它。當我試著換一個視角對待它，并將它放在另一領域里時，我發覺它是一種全新的事物。

　　煙草已經承載著過多的社會內容。我的工作的價值來自于一種對于煙草不帶主觀判斷的切入，把它們看成一個無屬性的材料，放回到它們本來的位置上。我只是與這些材料做具體的對話與交流，這時思維的觸角才可以無限展開。我知道我的任務就是像抽煙人一樣，盡興地享用，無須考慮得太多，考慮多了，抽起煙來就沒有味道。

　　煙草具有很強的滲透性，它無孔不入，終為灰燼，與周圍世界、與每個人都有著各種渠道的瓜葛——經濟、文化、歷史、法律、道德、信仰、時尚、生存空間、個人利益等等。不僅制煙材料本身很豐富，與它相關聯的史料更為豐富且層出不窮，這使我們的項目無法計劃得周全。創作的過程，就像潘多拉的盒子被不斷地打開。比如說，在《煙草計劃1 ：達勒姆》進行時的1999-2000年期間，由于幾年前（1997年）煙草公司調整尼古丁含量而引起的訴訟案正值高潮。煙草公司145 個億的賠款，改變了美國煙草業的經濟位置，以致影響到資助此“項目1”的卷煙廠，改變了與我們的合作方式。2004 年，當我為此項目飛往上海的前一天，得知：“555”準備在中國濟南建立世界上第二大煙草生產基地，經過20 多年的談判獲得了中國政府的批準。但同時又有消息說：中國政府否認此事。“555”是英美煙草公司的牌子，杜克是其前身。由于煙草業在西方“第一世界”發展受挫，加上中國勞力市場廉價和開放，西方煙草業選擇市場轉移，這真像是百年前情形的重演。

　　在上海，由于國家對煙草的控制，材料的獲取比4 年前的美國要困難。而幾年后的今天，我參觀萬寶路巨大的生產基地時，它的安檢比白宮還要嚴格。公司與我們的項目完全不想有任何瓜葛，抱以“我們甚至都不想知道你們在做這個項目”的態度。但與此同時，走訪煙農，以及“萬寶路”廠的制煙工人對煙草虔誠的敬拜情結，讓我進一步感到煙與人類社會的“別扭”關系。

　　對材料的充分使用還體現在對特定場景及環境的利用。在《煙草計劃1：達勒姆》中，我有意將整個計劃滲透到這個城市的各個角落以及居民的內心記憶中。因為這座城市的歷史和每個家庭或個人，都和煙草有關系。比如在杜克大學圖書館，我開辟了一個“圖書室”，擺放了我用制煙材料做的各種奇怪的讀物。在達勒姆煙草博物館，一支8 米長的香煙在展開的《清明上河圖》畫卷上緩慢地燃燒，在長卷上留下一條痕跡。另一個作品，是用杜克家族舊時的手工作坊與我父親去世前治療肺癌的記錄，制作的室外音響裝置和“精美”的臺歷。最典型的是《煙草計劃2 ：上海》中，對上海外灘三號畫廊的使用。此畫廊是外資的經營實體機構，它是那一時期以文化為名的上海最奢華的商業空間。這種外資的運轉策略，完全可以用百年前杜克煙草業在中國的廣告詞“文明、時尚、衛生、新生活方式”的推廣理念來概括，與早期煙草業投資者一樣，賺的是中國人買“新生活方式”的錢。

　　外灘三號畫廊展廳巨大的窗子，正對著象征中國經濟起飛的浦東開發區，其中的陸家嘴，正是百年前杜克英美煙草公司的生產基地。我利用了這個絕好的場地，將此地舊時的照片組成一幅長卷，以素描手繪形式繪制在大窗及墻面上。此時，舊日的景象與鮮活的現實場景重疊，手繪的效果造成一種深刻的追蹤與回溯之感。

　　那么，這個延展中的龐大計劃最終要告訴人們什么呢？

　　我感興趣的是：通過探討人與煙草漫長的、糾纏不清的關系，反省人類自身的問題和弱點。從歷史上看，煙草與我們人類的關系時遠時近，在某些時代人們視它為好東西，男女老少皆用煙。現在可以說是人類禁煙的高峰期。一個煙盒的設計，就能表明產煙、推銷、禁煙合一的矛盾行為。人人都知道煙有害，但又離不開它。這種糾結就像情人間的關系，近了也不行，遠了也不是，幸福又痛苦，依賴又糾結。人的弱點與煙的含意共同構成了這種別扭的關系，把人天性中弱點的部分、沒有辦法的部分揭示了出來。煙對人生理的害處和人從煙霧繚繞中所獲得的無限性的東西，其實很難作出判斷。

　　煙草這個與我們糾纏不清的物種，無疑帶動了人類社會、經濟、貿易等多方面的發展。作為視覺藝術工作者的我，還看到它在廣告業、視覺傳達甚至在字體使用的有效性等諸多方面——這些在煙草業本來的功用目的之外的貢獻。

　　《煙草計劃》是從對煙葉味道和制煙材料的興趣開始的，結果卻發展出一個龐大的、生長的，介于藝術與歷史、社會學研究之間的項目，或者說是用藝術的方式探討社會學問題，用社會學的方法引入藝術的活動。藝術的發生和結果有時就是這么回事，某些人對某件事物的敏感，而導致的對舊有藝術方法論的改變，并帶出一些新的方法。

　　美國康州的阿爾德里奇當代美術館，將是這個《煙草計劃》的第四站。康州，那是13 歲的馬丁.路德.金在收獲煙草的田野里，第一次看到黑人與白人一起勞動的景象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