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后方商品供應緊張，加上其濫發貨幣，導致物價上漲。為平抑物價，調節供需，增加財政收入，1941年3月，國民黨決定對食鹽、茶葉、卷煙、火柴、糖類等5種消費品先試辦專賣，以便控制主要消費品的生產和運銷。1942年5月，國民黨政府公布了《戰時煙類專賣暫行條例》，正式宣布在國統區實行戰時煙類專賣。

　　國民黨政府實行的煙類專賣實際上是官僚集團，即四大家族控制操縱下的產物。看到煙類專賣有利可圖，四大家族都想在煙類專賣局里安插自己的親信，這就不可避免地引發了種種矛盾。其中，孔祥熙和宋子文之間的矛盾尤為突出。

　　孔祥熙和宋子文是郎舅關系。孔氏和宋氏兩大家族，是蔣介石的兩大重要經濟支柱。孔祥熙利用職務之便在煙類專賣局的一些重要部門里安插了很多自己的親信，把持了煙類專賣。宋子文也想在煙類專賣局中安插自己的親信，但無從下手。

　　實行戰時煙類專賣需要一大筆錢，孔祥熙向其他三大家族借錢，宋子文不樂意，帶頭堅決不肯借錢。孔祥熙沒有辦法，就采取了在卷煙上加貼“專賣憑證”的辦法，即按政府收購卷煙價格的50%（后來機制卷煙提高到100%，手工卷煙提高到60%）征稅。

　　采取加貼“專賣憑證”辦法的同時，煙類專賣局對卷煙承銷商和零售商進行了重新登記，不聽其指揮的就不發給營業執照。于是，煙類專賣局又和民族資本家發生了矛盾。對各煙廠，煙類專賣局不但登記其存貨，還派駐廠員，對生產橫加干涉。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有宋子文做靠山，因此不買煙類專賣局的賬。孔祥熙也就更加刁難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給它的生產經營制造了種種困難。1943年8月，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在報上登出啟事，稱物價一月數變，煙價遲遲不調，廠方虧累不堪，無法維持生產，故拒絕發貨。這一啟事見報后，立刻引起了諸煙廠的共鳴，隨后許多報紙都對煙類專賣局的做法提出了質疑。一時間，煙類專賣局成了輿論批評的對象，這使孔祥熙感到十分難堪。孔祥熙和宋子文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

　　1945年初，官僚集團內部矛盾激化，再加上專賣體制本身也遇到一些難以克服的困難，國民黨政府不得不調整稅制，簡化機構，廢止了專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