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對煙草的禁令中，皇太極時期的禁煙令最具代表性。

　　清朝早期，已對煙草的種植、買賣和吸食下過禁令，但效果不佳。皇太極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六月二十六日，戶部專門發布了禁煙告示，對煙草種植、買賣和吸食進行全面禁止。告示原文如下：

　　戶部示諭官民人等知悉：照得，丹白桂一事，不許栽種、不許吃賣，本部禁革，不啻再三。近日王府、貝勒、貝子等俱已禁止，間有梗法愚民竟不遵守，仍舊栽種吃賣，豈不想從前無丹白桂時亦何損于人，自今后務要盡革，若復抗違被人捉獲，定以賊盜論，枷號捌日，游示捌門，除鞭撻穿耳外，仍罰銀玖兩，賞給捉獲之人；倘有先見者徇情不捉，被后人捉獲，定將先見者并犯者一例問罪；若有栽種丹白桂者，該管牛祿章京及封得撥什庫縱不知情亦必問以應得之罪，其在屯撥什庫打五十鞭，有奴仆出首主人果系情真，首者斷出。仰各固山每牛祿照此謄寫，行該屬地方，務使通知。特示。崇德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示。

　　以上禁煙告示，對栽種、買賣煙草者枷號游街、鞭撻穿耳、罰款等，不可謂不嚴厲。然而，由于煙草可由百姓自栽自食，民眾的這種需求可以在暗中得到滿足，而且買賣煙草利潤豐厚，所以人們私自栽種、買賣、吸食煙草的現象極為普遍。康熙皇帝繼位后，盡管國家沒有明令對煙草開禁，但他卻采取了一些相應的政策，或者說是默許的政策。雍正年間（自公元1723年開始），由于擔心民間種植煙草與種糧爭田，也曾頒令禁煙，違令者給予嚴厲制裁，直至殺頭。但雍正時期的禁煙，卻允許皇帝貝勒王公大臣利用私田自種自食，只是不允許百姓栽種、買賣和吸食煙草。結果，私下種煙、吸煙者泛濫，而且造成煙價飆升，后來也只得逐漸開禁。

　　至清朝末期，光緒年間（自公元1875年開始），清朝在國庫空虛，外侮入侵，內憂不斷，國家需要銀兩，民間種植和吸食煙草已成為普遍現象的形勢下，采取了寓禁于征的政策，即利用高額征收煙稅的方法來達到禁止和限制煙草的目的。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清朝就明令奉天省每年攤派80萬兩煙稅銀。

　　清朝滅亡之后，歷屆政府以及奉天軍閥張作霖也基本沿襲了清朝的做法，采取國家專管或國家公賣等政策。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期間，加大對中國煙草資源的掠奪，他們在對遼寧煙草進行較大投入的同時，加大對煙草的壟斷和專管。

　　新中國誕生之后，黨和政府從我國國情出發，對煙草實行了專賣專營政策，將卷煙工業收歸國有，對卷煙銷售、管理實施國家經營，既保證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又滿足了人民的需求。特別是《煙草專賣法》的制定和頒布，以及《煙草專賣管理實施條例》的實施，進一步強化了煙草行業的“統一領導、垂直管理、專賣專營”的體制，使煙草生產、銷售、管理更加規范。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夙愿的實現，我們將依照國際的規則和慣例，發展和經營我國煙草產業，實現中國煙草業發展的戰略轉變。通過中國煙草業的做大、做強、做精，使中國煙草業在與世界強手的競爭中永遠立于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