銷毀鴉片煙具的通告貼了出來，看上去相當嚴厲，藏匿者將被移送檢察廳起訴。這份通告的作者是上海閘北巡警局，內容簡而言之如下：禁煙為地方要政，迭經通告居民限期禁吸，惟各吸戶存有煙具，亟應一律繳送禁煙局或本局，一并銷毀，以清流毒。本局現特設煙具銷毀處，嗣后各該吸戶，如有煙具速即繳往銷毀。如有藏匿煙具，抗不遵繳及故違禁令私吸等事，一經查出，除勒令繳出外，定即拘解檢察廳，照例嚴辦，幸勿貽誤。

　　通告發出的第二天，1913年1月26日，《申報》對此做了報道。同一天的報紙上，還刊發了一則題為“租界之秘密賣煙者”的消息：婦人李陸氏，因在甘肅路1187號屋內秘密賣煙，被捕房查悉，前日派探前往搜獲煙具。昨晨將李陸氏拘解公共公堂，訊供不諱，奉判罰洋二十元充公，煙具銷毀。

　　禁煙并非新事務，在清末即已被提上日程，辛亥革命后，無論是南京臨時政府還是袁世凱的北京政府，都積極推行禁煙政策。禁煙是當時各主要政治集團，所能達成共識的少數幾項重大政策之一，被認為是一個衰弱國家強大起來的必經之路。

　　難度不在禁煙政策的提出，而在其執行。吸食者上癮，經營者抗法，執法者腐敗，在在處處彰顯了禁煙政策的困境。整個社會的動蕩背景和西方殖民勢力的在華干預，也為禁煙平添了掣肘之處。在1913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爆發后，禁煙政策廢弛。

　　本文主要依據《申報》1913年的報道，以上海為主，兼顧他省，講述二次革命前禁煙眾生相。

　　一

　　沈阿四住在上海篾竹街筷作弄，他家藏有煙具。1913年1月11日，上海禁煙局調查員獲悉這一消息，前去查辦。沈阿四抗法不從，調查員當即匯報，很快有一區警察前來，從其家查出煙具、賭具，并將他暫時拘押，聽候處罰。

　　另據第二區巡長王長勝報告，區長稱裘家弄口王同順京貨店，深夜在樓上私制煙膏。該區周區員前去查辦，起獲燈槍兩副，銅鍋三只，煙缸、煙盒大小共九只。店主王裕興被拘至巡警總局訊究。

　　此外，第500號巡士在小南門外倉橋街，查見一個老太婆李趙氏身藏兩只煙缸，以及煙盒、煙泡等物，立即將其拘押到第二區，隨后又移送到巡警總局訊辦。

　　這些瑣細的查禁鴉片個案，都被當時的主流大報《申報》一一記錄刊發，印證了當時禁煙的嚴密程度。同一天（1月12日）的《申報》還刊發另一則“捕房搜獲煙窟”消息，說的是：在山東路231號門牌文明沼浴堂樓上，有剩余的房屋此前租給他人私售鴉片，曾經被捕房查獲煙客17人，一并拘解到公堂懲罰，記錄在案。誰知該浴堂主人因貪圖租金，近日又將房屋租賃給自稱開保險公司洪瑞生。該人私設煙榻售煙，前日經總巡捕房捕頭偵悉后，探員劉寶生協同145號洋人探員，前去查實，當場將洪瑞生與煙客宋順生、孫利元、桂裕興、王小廷、梅芹香等人，連人帶煙具押至捕房，準許他們交錢取保。1月11日經會審公堂傳訊，先由中、西探員稟明情況，而后訊問。洪瑞生等人供稱，他們只是偶爾用鴉片消遣，并非私賣。關絅之讞員（法官）與德國領事師君商議后，以洪瑞生故意違反禁令為由，判押三禮拜，余人各罰洋十元充公。

　　在洪瑞生之外，又有楊繼舟在梧州路689號開設煙膏店，私售鴉片，也被捕拘到會審公廨，最終判處罰洋十元充公，并將煙具銷毀。

　　民國初年，禁煙在上海貫徹，不論租界還是華界，都在打擊非法私售鴉片行為。究實而論，這和共和肇始并無太大關系，只是對清末禁煙政策的進一步發展。1907年，清政府即要求將上海華界的全部煙館關閉。租界因不在統治范圍內，所以比較麻煩，工部局在1908年4月起先以抽簽方式關閉了四分之一（358家）有執照的煙館，而后又陸續關閉。但煙土行的數量卻直線上升。煙館指的是供顧客吸食鴉片的場所，煙土行則為銷售生鴉片的店鋪。這意味著，上海租界較華界禁煙的進度更慢。

　　在1913年1月11日，《申報》刊發的報道中，有多項與禁煙有關。譬如《禁煙局催繳煙具》，講述的是禁煙局長嚴君以禁止吸食鴉片迄今已屆十天，曾經示諭各吸戶將煙燈槍盒即速呈繳銷毀，原以10號為限，現已到期，而各煙民仍多觀望，故于10日發布簡示云：“滬上禁吸鴉片，早經三令五申，爾等名隸黑籍，其各滌染更新，速領藥照戒絕，速繳土膏槍燈，若再執迷不晤，定予拘送法庭……”

　　在此之前，禁煙局長嚴君查悉，滬西曹行鄉仍有私售吸食鴉片情事，曾派調查員下鄉，飭傳該處地保，偕同諭禁。不料該地保丁某，非但三次抗傳不到，還在鄉私售嗎啡，代人打針抵癮。禁煙局認為此事實屬罪無可逭，于10日呈請縣知事令警察拘拿該地保到案，從嚴究辦。其余私售私吸之人，亦請一并查究。

　　吸食鴉片并不容易戒除，民間因此衍生打嗎啡針抵癮的替代方式，而這當然也在當局的禁令范圍之內。連地保都會知法犯法，執法的困難于斯可見一斑。

　　二

　　禁煙遠非易事。上海禁煙局長嚴君，1913年1月30日分別致函上海行政、司法各廳、自治所曁各局所，內稱：查上海境內吸煙人數，業經敝局派員按戶調查，尚無遺漏，并經分布傳單，一律責令來局領取購買戒煙藥丸執照，遵限戒吸在案。至各局所內公務人員既已享有公權，理無吸煙情事，惟于普通人民，既行嚴厲手續，則各機關辦公人士尤應盡情披露，以昭公允。況各局所內所有仆役工匠，皆系雇傭性質，流品不一，自非函請貴廳局等督同所屬遞相檢察，繕具證書，則禁煙辦法終嫌疏漏，除先由敝局人員各具保證存案外，相應函請貴廳局等查照，迅將貴處所有辦公員役，分別向未吸食、業經戒凈、現在遵戒三項，連同貴廳局等所繕證書，一并函送敝局，以備查考。（《申報》1913年1月31日《華界禁煙紀事：催取各機關人員禁煙保證》）

　　在具體操作上，禁煙局要求公權機關的工作人員如實填表，在從未吸食鴉片、已經戒除和正在戒除中選取一項。禁煙局長嚴君則自己帶頭，親具保證書，呈送上海縣知事查核，保證書稱：局長素不吸食鴉片，如有蒙蔽，愿依新刑律治罪，并甘照月薪五十倍處罰，所具保證是實云云。

　　但要求公職人員杜絕吸食鴉片，哪有那么容易。1913年3月下旬，上海縣吳知事收到王佑等人的呈報，內稱：蒲淞市議員殷兆熊、張镠、張祿等人違禁吸煙，調驗不到，請速處分云云。吳知事于26日特發批示：“來呈閱悉，具見尊法律而重公權，良堪嘉佩。煙禁綦嚴，代議機關表率人民，尤宜以身作則。前據蒲淞市議員王豐鐘指揭，該市議員殷兆熊、張镠、張祿等染有嗜好，飭據該市長查復，以殷議員等前雖有癮，現經戒除，惟事關重要，難憑臆斷等語。是該議員等已處嫌疑地位，因飭禁煙局傳知調驗，以明心跡。乃昨據該局呈稱，殷議員已遵章請驗，而張镠、張祿兩員尚傳驗未到，似涉規避……如果始終避匿，則喪失資格，自有法律之制裁。本知事負監督之責，功令具在，亦不能為該議員等解免也。”（《申報》1913年3月27日《煙議員這催命符》）

　　由此可見，民意代表吸食鴉片仍難杜絕，雖然禁煙令相當嚴苛，將可能導致其喪失議員資格。禁煙局長責任重大。2月13日，《申報》刊發《敬告禁煙局長》一文，為其鼓勁：“上海自禁煙以來，成效已略著矣。今閘北亦歸嚴局長兼辦，則閘北之煙民此后自可稍稍斂跡。然禁煙之難，不難于嚴厲一時，而難于有恒力，尤難于遇有掣肘之事而不灰心，而不使氣，處置適得其宜。嚴局長肯采納之乎？”

　　三

　　吸食鴉片者眾，戒除甚難，而禁令又來勢兇猛，掌握權力的戒煙委員的貪污腐化也時有所聞。

　　在安徽六安縣，就被曝光了禁煙局借搜查煙土（鴉片）為名，實行敲詐手段，導致商民不堪其苦的事例。其最為輿論所難容的是，他們在西鄉獨山鎮搜查時，竟將良家年輕民婦汪陳氏，帶到局里留宿多日，始送行政廳核辦。行政廳調查后認為，不便無辜收押，禁煙局于是仍將民婦押回羈留局中。商民對此頗為憤慨，狀告到柏文蔚都督那里請求究辦，柏都督已派委員前去調查。（《申報》1913年2月14日，《禁煙局留宿婦女》）

　　男女授受不親是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民國初年，該觀念仍根深蒂固。無辜羈留婦女，在現代社會也難為輿論所容，何況彼時。

　　湖南發生的一起禁煙事件，更為聳人聽聞。常德禁煙委員詹潤霖，以禁煙為名搜索婦女身體，探及下體，最終逼斃人命。《申報》為此在1913年3月28日的“自由談”欄目發表署名“鈍根”的文章——《討常德禁煙委員》，稱該事件令“聞者皆發指毛豎，女界尤甚，以為不去詹某，常德婦女無安枕之日。”

　　該文稱，“夫婦女下體，豈能私種煙苗？豈能懷挾膏土？豈能夾帶老槍？即或有之，亦必土氣逼人，無待探索。詹乃探索而不得，是可知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間也。且婦女之體，神圣不可侵犯，歐美諸文明國莫不皆然。彼中婦女，胸乳高凸，官廳未嘗疑為大土而奪之，若令詹潤霖一見，不知又將若何探索矣！然而詹潤霖膽大妄為，習惡成慣，安知他日不釀重大之交涉耶？詹潤霖者，女界之公敵，國家之禍秧，宜騙驅入浴堂，罰充堂官，以成其采葑采菲之志。”

　　除了利用權力騷擾婦女外，更常見的腐敗可能是借端斂財了。《申報》在3月27日的報道中，提到湖南省，自煙禁愈發嚴厲以來，“一般貪鄙齷齪之夫，多方運動，派充煙委至各州縣，任意嚇詐，釀成巨禍，地方公民大為不平，以致各屬煙委被控徹究者，前后不下數十起。”其中，桂陽的禁煙委員還“激成巨變”。

　　禁煙的貪腐中，也有傳奇情節。在湖北省，武昌禁煙局總理張漢，自視事以來，外界認為其尚屬積極認真工作，對于查拿私煙一事，尤能破除情面，不畏權要，在當地頗受稱頌。“惟該總理封翁素與芙蓉仙子結不解緣”——張漢的父親喜食大煙，所以每次所查獲的私煙煙膏，“均以供乃父甘旨之需”。

　　有阿芙蓉癖好的不僅是官員的父輩，還有公仆本人。前任鄖縣知事邢子文即是其一。因為湖北省查禁嚴厲，煙土購買不易，他于是走禁煙局總理張漢父親的關系，獲贈土膏數十兩。邢知事多次索要煙土，均能如愿，所以對朋友多次歌頌張漢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