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德國的禁煙廣告，上書：“它不會被你所吸，而將反噬你。”

　　以種族主義為宗旨，無意間開世界先河

　　二戰前及戰時，納粹德國當局推動的禁煙運動一度領先世界。然而，由于被附加了種族主義動機，隨著法西斯政權覆亡，一系列堪稱開創性的舉動也化作過眼云煙。

　　納粹德國的罪行罄竹難書，不過在二戰前及戰時，這個法西斯政權也做過一件“善事”——率先認識到吸煙有害健康，并大舉推行禁煙。只是，由于從一開始就被要求為“打造優等民族”服務，本可在世界公共衛生史上留名的此舉，隨著納粹敗亡而湮沒無聞。

　　最近，一位美國學者通過對相關檔案的研究，還原了納粹德國鮮為人知的“禁煙史”。

　　煙草被視為“優等民族”大敵，并提出“被動吸煙”概念

　　“納粹非常反對女性抽煙，認為這不利于養育健康的下一代，所以經常動用警力來阻止她們抽煙。那么多女性保持健康，得‘感謝’納粹的家長式作風。”日前，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羅伯特·普羅克特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訪時直言。據這位科學史專家估算，在納粹上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大力推行的禁煙行動中，約兩萬名德國女性免于罹患肺癌。

　　如今，吸煙對健康的危害早已為人熟知，各國政府從公共衛生角度出發，頒布了形形色色的“禁煙令”。然而，現代意義上的禁煙運動，竟然發軔于惡名昭彰的法西斯德國。

　　“納粹德國是由推行種族滅絕政策、意欲征服歐洲的政治人物掌控，而這些人物普遍具有健康意識。在這種意識支配下，煙草被視作對‘天選之民’的健康造成威脅的因素之一，必須加以禁絕。”在專著《納粹的抗癌之戰》中，普羅克特開門見山地寫道。

　　1939年，納粹黨黨員、科學家弗蘭茨·穆勒首次提出煙草與癌癥之間有聯系，發表文章稱，“相對不吸煙者，吸煙者患肺癌的比例要高得多”。穆勒還在該文中提到，除了吸煙，肺結核、灰塵、汽車尾氣、X射線和工廠排放的污染物等，均是肺癌的致病因素。

　　四年后，德國耶拿大學的科學家埃伯哈德·沙伊雷爾和埃里希·斯孔尼格再度證實了弗蘭茨·穆勒的研究，并相當有說服力地指出，吸煙是導致肺癌的一大直接原因。

　　德國醫學人員還首次揭示了二手煙對人體的危害，提出了“被動吸煙”這一概念。

　　普羅克特認為，上述發現或提法，與當時的政治背景緊密相連——在納粹的意識形態中，吸煙對“優等民族”是“極不合適的”，會污染“德意志人的原生質”。更重要的是，煙草對“種族優生”的破壞力不可小覷。簡而言之，要想使日耳曼民族成為沒有疾病和缺陷的“優等民族”，要使這個民族的個體成為身體健康、力量強壯的“超人”，必須讓公眾遠離煙草。

　　設研究機構，女性成保護重點

　　說起納粹與煙草，不能不提到希特勒。人們普遍接受的一種說法是，年輕時的希特勒是桿大煙槍，每天要抽一到兩包煙，后來他覺得吸煙太“燒錢”而戒掉了，進而幡然悔悟，覺得這是一種“墮落的行為”，進而感嘆：“這么多優秀的人已然迷失于煙毒之中……”

　　成為唯我獨尊的“元首”后，希特勒對吸煙越來越反感。讓他格外不爽的是，情婦愛娃·布勞恩和納粹黨秘書長、有“元首私人秘書”之稱的馬丁·鮑曼都是煙鬼。

　　一篇發表于英國《毒理科學》期刊上的文章顯示，1900年以前，全球范圍內的肺癌發病率非常低，但到了1930年代，該病的發病率急劇上升。這種趨勢與煙民數量的飛速增長相吻合，但在弗蘭茨·穆勒等納粹科學家之前，兩者之間的關聯從未被真正認清。

　　吸煙有害健康的研究結論被證實后，轟轟烈烈的禁煙風暴迅速吹遍了德國全境。

　　1941年，就在戰火行將燒遍歐洲大陸之際，納粹德國創建了“反對煙草學院”，專門研究煙草會對人體造成哪些危害，經費均由第三帝國財政部劃撥，院長由卡爾·埃斯特爾擔任，此君是黨衛軍的一名高級軍官，反猶情緒異常強烈。

　　除了日常的科研任務，反對煙草學院還印刷刊登有介紹煙草危害的小冊子，不遺余力地對公眾進行宣傳。歌德所寫的一篇反對煙草的文章，曾被收錄其中。

　　諸多研究成果中，煙草對孕婦的危害頗受關注。該機構宣稱，煙草中的有毒物質尼古丁會造成死胎或流產。在著力打造優等民族的納粹政權看來，這一結論“極具爆炸性”。

　　有了科學理論撐腰，當局推動強制禁煙時便更理直氣壯了：此前，在車間、電影院、學校等公共場所，老煙槍們可以旁若無人地吞云吐霧，現在不行了；警察和公務人員如果身穿制服，是萬萬不可抽煙的；即便是做煙草廣告，也要受到種種限制，凡是試圖將吸煙描繪為無害，或將吸煙者描繪為有男子氣概的廣告，均在當局封殺之列……

　　作為“優秀雅利安人”的孕育者，女性被禁煙令格外小心地“呵護”起來：在咖啡館等公共場合，兜售女用卷煙被嚴禁；25歲以下、55歲以上的女性以及孕婦都不配發卷煙配給券，并限制攤販將卷煙零售給她們；針對女性的反煙草電影廣為播映，報紙頻頻刊載討論吸煙及其影響的社論；有些地方甚至聲稱，將開除在公共場所吸煙的女性納粹黨員……

　　即便是在前線拼命的德軍士兵，也不得不接受每人每天6根卷煙的配給供應。身處槍林彈雨下，這么一丁點兒供應量，即便在那些煙癮不大的人看來都嫌太少。因此，前線軍人想要在激烈的戰斗之余抽根煙放松緊繃的神經，常常免不了事先精打細算一番。

　　假“元首”之名勸他人戒煙

　　拜納粹宣傳機器的高效運作所賜，煙草在當時的德國儼然成為“人民公敵”，希特勒也親自出馬，大講特講他戒煙成功的“光輝事跡”，把抽煙與否作為區分“正邪”的標識。他說，德國的盟友，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西班牙的弗朗哥都不抽煙；而與德國敵對的英國、蘇聯和美國，其領導人丘吉爾、斯大林以及羅斯福都手不離煙，表明他們“墮落至極”。

　　彼時，在納粹的話語體系中，假“元首”之名勸他人戒煙頗為流行。按照普羅克特在其研究中的說法，如果對方是個煙民，納粹黨員最常用的是下面這樣的說辭——

　　元首他本人就反對吸煙，并認為每個德國人都有義務戒掉這種惡習。我們無權利用這種玩意兒來損害我們自己的健康。我的國社黨兄弟，這些你都知道嗎？

　　宣傳戒煙理念的同時，還有專業人員為老煙槍們提供心理咨詢。另一項與之相關的發明是含尼古丁成分的口香糖——犯煙癮時，咀嚼一塊便有舒暢身心之效，此后可通過逐步減少尼古丁的攝入量，最終成功戒斷煙癮。還有一款功能類似的產品名喚戒煙漱口水，其中添加了硝酸銀，用它漱口之后再抽煙，會覺得煙味非常令人惡心，反復多次之后即可戒煙。

　　凡事都有兩面。希特勒口沫橫飛地將煙草稱為“毒品”，可納粹德國在國內大力推行戒煙的同時，并不敢將煙草貿易列為非法，原因無非是，這門生意可提供豐厚的稅源。

　　普羅克特注意到，到1941年，煙草業的稅收在納粹政權的財政總收入中占了5%，比重不可謂不高。就在同年11月3日，當局頒布了一道法令，將煙草稅提升至卷煙零售價的90%，這一懲罰性稅率的最大獲益者依然是德國政府，令后者得以維持戰爭機器的運行。

　　戰爭廢墟上，“復吸”蔚然成風

　　雖然談不上令行禁止，納粹德國的吸煙者比例確實連年走低。從1939年至1945年，德軍士兵消費的卷煙數量同樣逐步減少，一項于1944年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相比二戰前，雖然德軍中煙民的數量有所增加，但在戰爭期間，每名軍事人員每年的吸煙量下降了23.4%，每天吸煙超過30根的人的比率更是從4.4%跌落至0.3%。

　　當然，考慮到彼時的環境，很多人并非真心與煙草決裂，而是因為物資短缺，不得不“減量”，或者是懾于上峰壓力，在接受調查時提供了虛假信息。希特勒的女秘書戈爾達·克里斯坦曾回憶稱，柏林戰役末期，“元首地堡”內散發著一股空虛的氣氛，原本對希特勒有所回避的人公開吸煙，希特勒自殺后，大家更是無所顧忌地吞云吐霧。

　　希特勒之死宣告納粹政權的禁煙運動進入尾聲。主管此事的卡爾·埃斯特爾，也因害怕遭到清算而自裁。根據普羅克特的說法，埃斯特爾在戰時參與殺害的人數多達20萬。

　　第三帝國土崩瓦解，“反對煙草學院”關門大吉，滿目瘡痍的戰爭廢墟上，吸煙現象再度興盛起來。來自美國和瑞士的卷煙，經由黑市源源不斷地運抵德國。戰后美國對西歐各國進行經濟援助、協助重建的“馬歇爾計劃”中，卷煙甚至被作為援助物資免費輸入德國。

　　納粹政權的禁煙運動確實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本國公眾的健康。然而，二戰后，由于東西方陣營均忙于冷戰，德國科學家論證吸煙與肺癌關系的著述基本沒有引起科學界的關注，它們只在戰后的最初幾年里被引用了幾次，即便在德國本土，這些論文也籍籍無名。

　　為熬過百廢待興的時光，自然而然地，人們再度沉溺于煙草的魔力，忘記了它與疾病有何聯系。在西德，每人年均卷煙消費量由1950年的460根飆升至1963年的1523根。至于德國境內的相關研究，用美國健康學家羅伯特·尼爾·波科特的話說，“已經無聲無息了”。

　　不僅德國，全球范圍內對煙草危害性的認知亦相當有限。直到二戰結束近10年后，美國癌癥協會才承認，肺癌與吸煙存在不可忽視的聯系，吸二手煙同樣會對健康造成損害。

　　1971年，英國流行病學家理查德·多爾老調重彈，一番喧嘩后，為自己贏得了爵士頭銜。從此，公眾終于開始感覺到有必要與煙草劃清界限。如今看來，多爾充其量是在炒弗蘭茨·穆勒等德國同行的“冷飯”；而后者，卻早已隨著他們曾經效力的政權化作過眼云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