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煙壺最初是用來承裝鼻煙的容器，隨著人們對鼻煙的喜愛而興盛發展，后演變為具有社交意義的工藝品，甚至用來做夸富斗有之用。鼻煙壺是玉石、瓷器，料器、漆器、琺瑯、金屬、牙角和繪畫、書法、雕刻、鑲嵌等工藝相結合的藝術品，氣質高雅，造型精巧的鼻煙壺是清朝工藝美術的縮影。自問世以來，就成為海內外收藏者爭相追逐的寵兒。至今，在歐美和東南亞等一些國家還有鼻煙壺協會，對鼻煙壺的交流和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鼻煙在明代晚期從歐洲傳入我國，當時相傳具有藥用價值，由于價格昂貴，又因宮廷大臣的反對，所以開始并未廣泛流行。康熙即位時，在與歐洲傳教士的交流中，對鼻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皇宮大臣之間開始了鼻煙的流行。此時國外用鼻煙盒和鼻煙瓶盛放鼻煙，使用極為不便，國內一般使用藥瓶儲存，樣式又不美觀，于是清宮造辦廠開始設計制造專門的鼻煙壺。著名學士王士禎在《香祖筆記》中曾有如下記載：“近京師又有制為鼻煙者，云可明目，尤有辟疫之功。以玻璃瓶貯之。瓶之形象種種不一……，皆內府制造，民間亦或仿而為之，終不及。”由此可以看出，最早的鼻煙壺是玻璃質地的，由宮廷內府設計制造，民間藝人也仿照其樣式制作，由此掀起了鼻煙壺的流行。

　　清廷的養心殿造辦處成立于順治年間，康熙時又有擴大，下設十四個作坊，是專供生產皇家御用器物的手工藝工場。御制鼻煙壺一般是由此處生產。造辦處集中了一批造詣很高的宮廷畫家和工藝師負責設計、制作鼻煙壺，其物質和技術力量雄厚，所生產的鼻煙壺質量是可以想象的。清圣祖康熙非常重視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優秀的文化藝術，曾邀請多位西洋匠師擔任造辦處下屬作坊的匠役長，還聘請西洋藝術家在宮廷任職，教授西畫。這些做法對促進東西方科技、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體現在鼻煙壺的制作上。在清宮造辦處創燒銅胎畫琺瑯鼻煙壺之前，畫琺瑯鼻煙盒的制作已在歐洲流行多時。應康熙的邀請，1713年法國琺瑯藝術家格雷弗雷來到北京擔任造辦處琺瑯作匠役長，當時生產的許多風格華麗、彩繪精巧的畫琺瑯鼻煙壺至今仍是罕見的精品。康熙時期雖然開始制造鼻煙壺，但生產數量有限，以料器和瓷器為主，琺瑯鼻煙壺極為珍貴，傳世數量不多。雍正即位時，對鼻煙壺的制造更為積極，制造時使用的材質和裝飾題材更加豐富，樣式也更多。在雍正皇帝的直接參與下， 形成自身特有的風格和造型，藝術上進入一個新階段，為乾隆時期鼻煙壺的生產進入全盛時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乾隆是一個熱愛藝術的皇帝，他即位時天下太平，物阜民豐，這一時期是中國古代工藝美術發展的高峰。同時，乾隆還是位鼻煙壺鑒賞家，在他的推動下，鼻煙壺的種類大大增加，瓷器、料器、琺瑯、玉石、象牙、犀牛角、琥珀、珊瑚、瑪瑙、翡翠、水晶、竹根、匏器、雕漆等各類材料無所不用。由于乾隆自己的愛好和各級官員的奉迎，此時鼻煙壺在數量上空前絕后，樣式無奇不有，風格鏤奇錯彩，鼻煙壺的制作藝術在此時達到頂峰。

　　除了宮廷鼻煙壺工場外，民間的鼻煙壺制造也在繁榮發展。廣州作為當時對外貿易的港口城市，在與外國商人的交流過程中，鼻煙壺的工藝和制作也趨于繁榮。一是廣州有大量外來鼻煙盒可以借鑒；二是廣東抽煙和吸聞鼻煙甚為流行；三是廣東手工藝豐富多彩，技藝高超，促進了鼻煙壺藝術的發展。各種玳瑁、硨磲鼻煙壺就是廣州特有的產品，各類竹雕、木雕、根雕鼻煙壺也是廣州的特色產品。對外貿易的繁榮還促進了廣州外銷瓷鼻煙壺和畫琺瑯鼻煙壺的發展。為了適應海外市場的需求，他們廣泛的借鑒國外商船帶來的銅版畫、繪畫、印刷品、攝影照片等，對外來文化的融合更加迅速和緊密，很多鼻煙壺的造型就是借鑒了歐洲金屬器物的樣式。在廣州，畫琺瑯器的制造比造辦廠還要早兩年時間，也是因為廣州商人更早的接觸到法國的琺瑯器并進行模仿外銷的原因。博山的料（玻璃）鼻煙壺，特別是清末迅速發展起來的內畫壺，都在國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清朝時博山料器的產量居全國之首，各種顏色、各種工藝的產品琳瑯滿目。博山優秀的工匠師進入造辦廠當工匠，促進了料鼻煙壺的發展。在全國還有很多制造特色鼻煙壺的地區，如內蒙的銀質鼻煙壺、景德鎮的瓷鼻煙壺等，都為鼻煙壺的繁榮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乾隆以后鼻煙壺的藝術發展和制作工藝開始衰落，制造數量雖然有所增多，但許多工藝失傳，無法復制康、雍、乾三代的盛況。唯一值得稱道的是在清朝末年新發展起的內畫壺，開創了鼻煙壺藝術新的形式。這是一種集書法、繪畫等為一體的綜合藝術品，用特制的毛筆由壺內書寫或繪畫，非常精美佳妙，符合古代文人的情趣。這種煙壺只能賞玩，如盛鼻煙會使顏色脫落。除此再無可與前三代相媲美的。至民國時期，社會動蕩，卷煙的流行加上吸鼻煙的社交作用減弱消失，鼻煙壺的制作日漸衰退。如今，精美的鼻煙壺成為了收藏家收藏品鑒的精美藝術品，已沒有了原來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