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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夫婦

　　熱衷鼻煙壺收藏的人們，大都不會對這對美國夫婦的名字感到陌生。2013年3月6日，在北京的某酒店中，巴馥?福特（Berthe Ford）夫婦剛剛渡過了第40個結婚紀念日，現在的福特先生已經不再擔任國際中國鼻煙壺協會主席的職務，而他的妻子——穿著標志性的印滿鼻煙壺圖案襯衫的福特夫人正在負責這個有著45年歷史的協會工作。談及他們的相遇與結合，鼻煙壺可謂是他們結緣的“媒人”。

　　1963年，年輕的約翰?福特（John Ford）跟隨其祖父愛德華?喬特?奧戴爾（Edward Choate O'Dell）開始了首次環游世界的旅行，他們的目的是搜集與購買中國藝術品。憑借對工程、法律、音樂以及中國藝術等方面的廣泛興趣和研究，奧戴爾被譽為當時的“文藝復興之人”，并被公認為是當時中國鼻煙壺研究的先驅者，他也創辦了國際上第一個中國鼻煙壺協會。正是由于他的收藏方向，福特先生對鼻煙壺產生了非常大的興趣。

　　“1968年，我的祖父希望能夠結識更多的鼻煙壺收藏家，但交易商卻因為利益關系，不肯給出其他收藏家的名字。于是，他決定成立一個只針對收藏家開放的協會。”福特先生回憶道，協會最初的名字叫做“美國中國鼻煙壺協會”，這個從世界各地吸納會員，定期舉辦國際性會議的協會也成為了當時國際鼻煙壺愛好者的向往之地。次年的11月29日，協會在紐約舉行的第一屆年度大會不僅有190名會員前來參加，會議還受到了美國《時代周刊》的關注，吸引了大批的民眾參觀。

　　之后的幾年中，他們的活動貫穿美國東西部。1971年4月2日，福特先生在巴爾的摩的沃爾特藝術博物館（Walters Art Museum）舉行其藏品展覽的開幕式。在開幕式的當晚，他邂逅了一個收藏家朋友帶來的女伴Berthe Hanover，也就是日后的Berthe女士。就這樣他們相愛了，婚后他們仍舊一同分享著對鼻煙壺與亞洲藝術品收藏的熱情。

　　今天，國際中國鼻煙壺協會已有會員600多人，自1969年于紐約舉行第一屆年度大會后，協會在芝加哥、費城、華盛頓、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倫敦、香港、北京、巴黎等城市相繼舉行過每年一屆的交流大會。

　　熱愛西藏佛教的美國游客

　　盡管鼻煙壺成為他們相遇至關重要的信物，但福特夫婦最初的收藏方向卻是印度、尼泊爾及西藏藝術品。福特先生說，1963 年的那次環球旅行讓他在印度發現了迸發真愛與激情的佛教藝術品，之后便情不自禁地開始收藏。他笑著說，這些收藏品里，交織著他們二人的愛。事實上，約翰與巴馥?福特所藏的喜馬拉雅藝術被譽為全球最重要的私人收藏之一，他們也因此聞名世界。他們的收藏曾在世界各地展出，這包括反響強烈的"欲望與虔誠：約翰與巴馥?福特藏印度、尼泊爾及西藏藝術"展覽。《欲望與虔誠》一書的作者，著名學者布拉達帕迪亞（Pratapaditya Pal）曾描述福特夫婦的收藏為"對亞洲藝術熾熱之情及用心投入的碩果"。該展覽在2001年至2004年期間，先后于巴爾的摩沃爾特藝術博物館、加州圣巴巴拉藝術博物館、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基藝術博物館、亞拉巴馬州伯明翰藝術博物館、香港藝術館等博物館機構展出，引發了轟動。

　　在這場展覽中，有一幅作品深受人們的關注：《五世達賴喇嘛唐卡》。這幅唐卡的四邊繪有達賴五世的手印、腳印，象征著達賴無處不在，畫中還有達賴的老師及護法神，另外，這幅唐卡背后還印有達賴五世真的掌印，彌足珍貴。這件精美的唐卡收藏不僅代表著福特夫婦西藏藝術品的精美收藏，還滿載著他們當年首次進入西藏的幸運傳奇經歷。

　　1978年的夏天，中國首度開放了出境游，當年能到香港探親購物的人成為了眾人羨慕的焦點。有人走出去就有人走進來， 隨著1972年尼克松訪問中國打破兩國外交關系的堅冰，也令美國人有機會以游客的身份來到這個神秘的國家。福特夫婦和一些美國人幸運地成為了在1978年繼尼克松訪問后第二批來到中國的游客。初次來到中國，他們對中國的一切都充滿了好奇：“到處都是自行車，男女老少都穿著灰色、青色和藍色的衣服，也許那是特殊的制服。每個人都盯著我們看，好像在說從未見過這么奇怪的外國人。當時我們帶了寶麗來相機，每個人都向我們要一張他們自己的照片。我們站在市場里，小孩子把我們圍起來，看到我們按下相機，照片就出來了，我們把照片都給了他們。”福特先生說。“不過現在一切都不同啦。"福特女士補充道，"我們去遍了中國所有的著名城市，包括北京、西安、上海、成都，最后輾轉到了拉薩，因為我們都非常熱愛西藏的藝術品。”

　　福特先生回憶道：“第一次的西藏之旅是從成都飛到拉薩，雖然因高原反應感到頭疼，但當看到布達拉宮的時候，我們感到非常驚艷，拍了上百張照片。雖然我們對佛教非常感興趣，而且西藏是藏傳佛教的發源地，但我們并沒有成為教徒，我們學習了關于藏傳佛教的很多知識，只為了更深入地了解佛教藝術。”?

　　“有趣的錢”與珍貴的寶貝

　　“我們去西藏前在友誼商店買了很多東西，花掉了身上所有的錢，所以我們就這樣身無分文地去了西藏。”福特夫婦回憶道，“當我們到達西藏之后，有天迎面走過來一對可愛的年輕情侶。當時我聽說，如果我想要某樣東西，用筆在手掌里畫出來給人看就可以了，所以發生了這件有意思的事：我看到這對情侶中的姑娘，頭發被一個非常漂亮的彎曲形狀的發飾盤了起來，我指著那個發飾說我愿意把它買下來，多少錢？小伙子就在手上寫了個‘100’，最終我還價到60，買下了那個發飾。只見小伙子抽出隨身帶的小刀，一把把姑娘別著發飾的那段頭發割了下來！頭發從發飾上掉了下來，然后他把發飾遞給我，非常高興的樣子，不過那個小姑娘可一點兒都不，現在那頭發還被我太太收藏著呢。”

　　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外國人到中國可用外幣兌換“外匯券”，并到特殊的地點，如友誼商店購買當時人民幣無法購買的緊缺商品，同時外國人在離開中國時可以將沒有使用完的外匯券換成美元帶出境外，福特夫婦將它稱為“有趣的錢”。

　　在離開西藏之前，福特夫婦已經意識到他們的身上沒有可以花的現金了，但福特先生感覺自己還沒有買到什么珍貴的寶貝，于是他們決定到當時西藏唯一的天主教地區鹽井村碰碰運氣。在一戶人家前，他對門口坐著的藏族婦女比劃著說唐卡和青銅器，婦女指了指樓梯讓他們上樓，在樓上的客廳中，他們見到了一個小伙子，他是個經常往返尼泊爾和西藏的尼泊爾人，也是一位藝術品賣家。得知福特先生的需求后，他便把很多藝術品拿出給他看。

　　“當時他把其中一個卷軸放在沙發上，試圖攤開讓我看，但那是一幅15英尺長10英尺寬的紡織品，而房間很小不能展開。不過我看到了紡織品上用藏文編織的‘唐卡’字樣，雖然我不理解那是什么意思，但我肯定這一定是個寶貝。由于身上沒有錢，我就叫這個年輕人晚餐后來我們的酒店。回酒店后我們趕緊開始在旅行團里借錢，可我們的美國導游卻告訴我們沒人可以借給我們錢，因為我們要得太多了！很快小伙子就帶著唐卡來到酒店，當時管理非常嚴格，我對服務小姐說他是我們的客人，便拉他進房間后把門鎖上了，進行我們的交易。這時我們終于看到這幅唐卡展開的樣子。但我沒有錢可以付了，為了證明我們一定會付錢，我把我們帶的展覽會目錄拿了出來，那上面有我們在紐約第一個西藏藝術品展的藏品，有我們的協會基本介紹，我還拿出了所有信用卡，表示我們有足夠的信用。小伙子給了一個數目，并說開張支票就好，于是我便按三分之二的比例想開美金的支票（我以為他說的是人民幣），可他卻說，‘噢，我想我說的是美金，不要搞錯了！’就這樣，我們得到了第7 任非常長壽的達賴喇嘛的編織唐卡，這是非常非常珍貴的一件寶物。”福特先生幸福地說道。

　　接下來，福特夫婦便開始擔心帶這件寶貝回美國途中會不會出現問題，沒想到一切都非常順利，由于唐卡是絲綢制的，很軟，過關的時候檢查員看了看便讓他們通過了。回國后，他們向其他收藏家朋友們講述了這次幸運的旅程，馬上吸引了他們。一年后一些美國收藏家就來到西藏，也買到了一些不錯的物品，但在離開中國的時候全被沒收了，因為那時的中國政府已經開始制定了一些相關法令防止藝術品外流。“我們實在是太幸運了。”福特先生說。

　　與內畫大師王習三的“偶遇”

　　“我們之前對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充滿幻想，我們的經歷證實了這些看法：有一些艱難、頑強又殘酷（的社會氣氛），每件事都是標準化的，每個人都是非常焦急的。”對于首次來到中國的記憶，福特夫婦顯然印象深刻，不過他們依然認為這次的中國之旅“非常驚人，是極好的一場旅行”。

　　回到福特先生最感興趣的鼻煙壺收藏。1950至1960年代，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鼻煙壺的銷售將極大地促進外匯的進入，于是便承包了冀派大師王習三在河北的鼻煙壺工作室。在粉碎“四人幫”以后，伴隨著國家撥亂反正，王習三進入了一個創作高峰期。在這個階段，王習三繪制了大量肖像煙壺，從而把內畫肖像煙壺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1980 年，他精心繪制了第一套大型系列肖像煙壺：清代帝王帝后像。

　　1981年，中國政府又將王習三派往夏威夷的友誼商店擔任代表工作，正是在那里，福特夫婦與王習三相遇并被其內畫鼻煙壺的功力所折服。時任國際中國鼻煙壺學會主席的福特先生，在1982年11月10日寫給清代帝王帝后像這套煙壺的收藏者，美國加里福尼亞州科羅拿多的阿加莎·愛倫森及其丈夫歐文·愛倫森時說：“幸運地擁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畫家所繪的一套無與倫比的鼻煙壺，你們一定會有一種真正的成就感和自豪感。”同時他在1982年12月10日寫給王習三的信中也指出“這套作品是不朽的杰作”。

　　“我第一次欣賞到王習三的內畫鼻煙壺時還不認識他，那時他的作品就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筆法精妙，傳遞出的意趣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