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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會上當？因為騙子精通人性所有的弱點；

盡管騙子可恥，但欺詐盛行可能反映了社會的進步；

反欺詐是有成本的，比如可能扼殺商業創新。

電視劇《都挺好》里，倪大紅飾演的老爸蘇大強每月養老金區區5000元，去銀行存款，被一張寫著“收益率9%的理財產品”的傳單吸引，到了理財顧問那里，承諾更誘人，“零風險”“能保本”“收益率高達20%”。

“不吃不喝只要錢”的蘇大強毫不猶豫投了一萬多，做起了”發偏財“的美夢。當然，結局大家都知道了，理財公司是假的，首席顧問根本不存在，蘇大強暈倒被送進了醫院。

?不過，現實永遠被電視劇更魔幻。

六旬女子在短視頻平臺迷戀上冒牌靳東，直到記者找上門，大姐依然不相信那個“向全中國宣布了喜歡她”的“靳東”，不過是N個靳東假賬號中的一個。

蘇大強陷入的是經典的“龐氏騙局”，冒牌靳東們利用了中老年人的情感空虛，千百年來，商業騙局變著法兒層出不窮，底層密碼卻并不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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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詐的腳本“精通人性的所有弱點”

《騙局：美國商業欺詐簡史》（Fraud：An American History from Barnum to Madoff）描繪了這樣一幅圖景：美國社會并非凈土，至少在商業欺詐這件事上，一直如此，恐怕將來亦是如此。

作者發現，有四個領域重點體現了欺詐的關鍵模式：銷售投資機會；商品零售；教育培訓、就業或信貸等個人經濟機會的營銷；管理層對公司的掠奪。

例如，在投資機會的銷售方面，有兩種經久不衰的模式，一是“莊家”操作；一是龐氏騙局。

再比如，在零售領域，欺詐者通過極為誘人的交易條件——超低的折扣、難以置信的質量和服務承諾，將消費者引入彀中，然后開始轉向，將其引入昂貴的替代方案，或者在合同中埋伏了不易察覺的“坑”。

那么，為什么人們會上當呢？僅僅是因為騙子太狡猾嗎？盡管這是事實，“精通人性的所有弱點”，但重點是我們究竟有什么弱點。

首先，“商業欺詐歷史一再出現的一些心理沖動反映了人類情感中普遍存在的欲望或焦慮”。

譬如，一夜暴富的夢想，以及為了一夜暴富而產生的賭博天性；再比如，在老年群體中，對抗衰老無疑是焦慮中的“王者”，所以，保健品公司和養生鼓吹者很容易從這個群體賺到錢。

其次，行為經濟學家已經發現，人的認知存在很多偏見和抄捷徑的特征，例如，牌桌上的人們常常會認為，自己輸了多次，下一次贏的概率會變大，但事實上，下一局的牌面仍然是隨機的。

有意思的是，歷史長河中的人們似乎不太長記性，無法從別人的經驗教訓中學到什么，所以，“自美國獨立戰爭以來的每一次投機熱潮都引發了金融欺詐”。

君不見，只要股市的指數開始上漲，開戶入市的人數就急速攀升，因為“每當資產價值上漲時，更多的人愿意相信不切實際的暴富夢想，投資者會看到周圍人快速積累財富的證據”。

除了對經濟事件的記憶在代際傳播中不完美的解釋，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商業欺詐從來不需要一直欺騙所有人，只要有一小部分人上鉤”，足矣！

例如，在南北戰爭之前，受害者多是來自鄉村的新客戶，宰他們的是虛假拍賣行、禮品企業以及“便宜貨”商店；此后，移民則是重點關注對象；在鍍金時代，“在家工作”騙局盯上的是貧困婦女；二戰后，是城市貧困人口；20世紀后期，金融和電話詐騙則對老年人緊追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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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詐的盛行可能反映了社會的進步

善良的人常常以為，欺詐者會備受道德譴責的煎熬。事實上，欺詐者有足夠的理由來說服自己。

例如，即便是善良的人，也喜歡看諸葛亮演空城計“忽悠”司馬懿，也熱情地為球星用假動作晃過對手而喝彩。其次，只要一個人堅信社會達爾文主義，相信成王敗寇，欺詐就是一種生存策略，就有其正當性和合理性。

從積極的一面看，欺詐盛行可能反映了社會的進步——因為景氣，所以樂觀；因為樂觀，所以輕信。在周期的低谷之中，機會微渺，競爭會趨于殘酷甚至不擇手段，因為人們會面臨更多的零和博弈。

“19世紀的美國經濟到處充斥著假冒偽劣的商品、偽造證券、冒充合法商業代理人的騙子，最重要的是，還有假幣。”然而，這個世紀也是美國趕超“老大哥”英國的世紀，是“自由放任的堡壘”。

這個時期，“購者自慎”的商業文化大行其道，使得大多數上當者選擇“愿賭服輸”，放棄起訴，以避免被公眾羞辱；起訴則常常被巨大的舉證成本阻遏；就算是贏了，不僅定罪率低，而且給欺詐者的懲罰也是最輕量級的。

而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成為凱恩斯主義的春天，行政直接參與經濟取得了“合法性”，新政由此展開，政府權力日益擴大，成為反欺詐的關鍵角色。

1960年以后的消費者運動，民選官員為獲得選票迎合了這股社會熱潮，推動了企業在“賣者自負”（賣者小心）指引下披露更多的信息。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便是在羅斯福上臺之后成立的。

到了20世紀70年代，隨著經濟陷入滯漲，放松監管的呼聲日漸高漲。里根的上臺，標志著市場開啟了反擊。但是，這也為欺詐重開了方便之門。

這個階段最讓人震驚的是，不僅邊緣企業欺詐，一些大型企業也不顧惜自己的羽毛，聲譽制約機制失效，并最終導致了波及甚廣的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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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無詐”是否“得不償失”

區塊鏈技術的擁躉常常吹噓它對反欺詐的價值。有這樣天真想法的朋友，有必要好好讀一讀這本書。美國的商業欺詐史，是一個欺詐者擁抱時代潮流、不斷推陳出新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新技術的“發燒友”。

巴萊森總結道，“欺詐者不僅表現出冷靜、精于計算和自我控制，還表現出一種自我提升的熱情，一種能精明地應付工業化社會文化需求的能力，以及對時局瞬息萬變的適應能力”。

電話發明后，他們創造了電信詐騙；互聯網時代，他們是網絡詐騙者。除了買下新聞媒體，他們還能利用揭批他們行徑的媒體，先故意讓媒體報道自己準備好的煙霧彈，等報道出來后，再標榜與之不同而大顯身手。

粗梳美國反欺詐簡史，就會發現其間的搖擺和反復：弱監管下，一方面是創新的繁榮，一方面是欺詐的橫行；然后，監管的力量向欺詐宣戰；隨著權力的擴張，對權力的任性和高效帶來的錯殺引來如潮的批判，這使得它們引入更多程序，糾正錯謬、懲治腐敗，但也降低了效率，等同于日漸放松了監管。

如此循環往復，其驅動力是兩個矛盾：

經濟正義到底如何實現，是快速懲戒，還是要遵循程序正義的流程？

監管權力到底可信不可信、聰明不聰明，會不會在遏制欺詐時讓創新也喘不過氣來？

反欺詐，就像任何治理一樣，都是有其成本的。信誓旦旦地反欺詐固然受人尊重，但成本始終是一個強大的制約因素，一個社會究竟愿意投入多少人力、物力、精力去實現“天下無詐”？這是否得不償失？

其次，一套反欺詐策略的有效性取決于多個要素，尤其是受眾實際的文化認知。

幾年前，P2P行業還被當成互聯網金融的創新而被人們津津樂道，如今已是過街老鼠，只待最后的晚鐘。在這過程之中，監管方試圖兜售的“買者自慎”似乎未曾起到顯著的效果。

因此，即使精英有足夠的智慧來做頂層設計，也要允許自下而上的自發力量茁壯成長，充分利用企業、媒體、專業看門人、NGO等角色的意愿和能力，唯如此才是智慧的。

教育是根本之策，但也任重道遠，反欺詐似乎永遠在路上。幸運的是，欺詐者在進化，反欺詐同樣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