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據《新浪》報道　　近日，衛生部部長陳竺在出席慢性非傳染性疾病防治策略研討會時表示，“將通過深化醫改為控煙助力，逐步把戒煙咨詢和藥物納入基本醫保，基本藥物目錄也將添加相關藥品”。此言一出即引發了應如何有效控煙的廣泛討論。為此，《法制日報》記者專門請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應松年談了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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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眾健康應放在第一位

　　“科學已經證明，吸煙不僅對吸煙者自身傷害極大，對被動吸二手煙的人，其健康也會受到嚴重威脅。如何有效控煙，減少主動吸煙者和被動吸煙者的損害，應當是政府當前重點考慮的事情。”應松年認為，國家應把公眾健康擺在首要位置，而考慮將戒煙咨詢和藥物納入基本醫保是保障公民健康的措施之一。

　　據了解，我國吸煙人數為3.5億，居世界之首，而遭受被動吸煙危害的人數更高達7.4億，其中15歲以下兒童有1.8億；2005年由吸煙導致的死亡人數近120萬，超過了艾滋病、結核、交通事故以及自殺死亡人數的總和。

　　“將戒煙納入醫保，可以提供一些必要的檢查，通過醫生提出一些忠告，必要的時候可以考慮提供替代品，使吸煙者能夠逐步降低對煙草的依賴，最后徹底戒除。我覺得這個做法是可以的，根本上還是為了老百姓的健康。”應松年說。

　　控煙宣傳力度有待加強

　　我國2003年10月簽署了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已經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批準。截至2011年1月，公約在我國生效五年，按公約規定應全面履約，但我國目前控煙的效果微弱，吸煙率居高不下。

　　“我國吸煙者基數太大，并且對煙草產生較強的依賴性。因此，我國控煙的效果與公約的要求還有一定的差距。”應松年認為，造成我國吸煙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國在煙草危害方面的宣傳力度不夠，有待進一步加強。

　　“我國在煙草對身體的傷害方面宣傳還不夠，很多人還沒有深入了解煙草對身體的損害程度，而且還會受到一些諸如長壽者也吸煙之類的宣傳影響。比如在對煙草專業的院士評比事件上，就表現出很多人對煙草危害的認識不足。”應松年說。

　　“我國在香煙的包裝上與外國相比比較‘漂亮’，‘吸煙有害健康’這幾個字只是小小地印在煙盒的某個角落。”應松年說，應當改進香煙包裝，使警示語更加醒目、突出。

　　“還應該充分發揮媒體的功能，加大對吸煙有害健康宣傳的力度。”應松年說。

　　制定國家層面控煙法律

　　“要全面有效地控煙，還應盡快制定國家層面的法律，這是當前很緊迫的事情。”應松年認為，制定國家層面的法律進行控煙，一方面是為了保護老百姓的健康，另一方面也是我國履行國際義務的要求。

　　“我國一直在強調以人為本，而健康則是人最重要的資本，保障公眾健康應是以人為本的首要之意；另外，對已加入的公約履行不力，也將影響到我國的國際形象。雖然我國目前很多省份都制定了相關控煙的條例、法規，但如果提高到國家層面，控煙效果應該會更好。”應松年說。

　　應松年認為，制定全國性的控煙法律，首先要明確該法的法理基礎，即個人有吸煙的自由，但不能在行使自由權時損害非吸煙者的權利和健康；經營單位如果是對公眾開放，就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保證該開放場所不會有損害他人健康的事情發生。

　　“法律還必須將控煙的范圍界定清楚，可吸收各個地方的經驗。比如在室內公共場所、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煙。對于一些特殊的地方，如醫院、中小學校可作更加嚴格的規定。”應松年說。

　　建立自上而下控煙體系

　　“在控煙的立法中，除了將法理基礎與控制范圍規定清楚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即如何去治理的問題需要明確規定。”應松年認為，要改變執法理念，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公共治理體系。

　　應松年指出，在以往控煙的執法理念上，普遍采取罰款等強制性措施，但由于控煙涉及范圍大、人數多，同時吸煙時間短、證據不好收集等原因，控煙效果不明顯。考慮到中國有很長的吸煙歷史，在執法方面首先應更多地采用一種勸阻的方法，對不聽勸阻的，再進行罰款。柔性執法比強制性執法更容易讓人接受。在執法隊伍方面，除了各級政府組成的執法隊伍外，在其他部門，如工商部門，有自己執法隊伍的，可增加一項處罰吸煙的任務。

　　應松年介紹，所謂公共治理，不是政府單獨成立一支控煙隊伍，而是政府下屬的各個部門都要負起責任來，各個部門所領導、經營的單位也要發揮作用。首先應成立控煙辦公室，起組織、領導、協調、指導、評比、獎懲等作用。在辦公室的領導下，政府下屬的各個部門，如教育、衛生、工商等，各個系統負責本系統的控煙，成立控煙領導小組，除了本政府機關內部的控煙以外，還要想方設法把所屬經營管理的單位發動起來，法人代表要承擔責任，要領導本單位的控煙，同時要成立勸阻吸煙人員的檢查人員。各經營者、管理者單位如不設立檢查人員，或檢查人員不負責，則該經營管理單位就應該承擔法律責任。

　　“還有一些社會團體，包括居委會、共青團、婦聯等，都可以組織志愿者隊伍，勸阻在禁煙區吸煙的人員，如不聽勸阻可舉報，由執法隊伍進行處罰。”應松年說，通過立法使得各個部門、團體的權責更加明確、清晰，發動群眾積極參與，效果應該會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