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據(jù)《解放日報》報道　　11年前的2月6日，《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締約方首次會議在日內(nèi)瓦開幕。該公約是針對煙草的第一個世界范圍多邊協(xié)議，也是由世界衛(wèi)生組織主持達成的第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國際公共衛(wèi)生條約。

　　也是在11年前，《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在中國正式生效，被視為中國煙草控制的里程碑。而在新的一年里，被稱為“史上最嚴控煙令”的《上海市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即將正式施行，全面控煙時代來了。

　　煙草進入中國

　　中國有句老話叫“煙酒不分家”，但相對于酒在中國的悠久歷史，煙在中國出現(xiàn)的時間并不長。自明朝煙草由菲律賓（時稱呂宋國）傳入，至今還不到500年。

　　與歐洲一樣，煙草首先也是被當作一種藥物傳入中國的。最早接受煙草的是我國臺灣、福建、廣東一帶。最早記錄煙草進入中國的是明代姚旅所撰的《露書》。書里有這樣的文字：“呂宋國出一草，曰淡巴菰，一名曰醺。以火燒一頭，以一頭向口，煙氣從管中入喉……有人攜漳州種之，今反多于呂宋，載入其國售之。”

　　有典籍記載，煙草具有驅(qū)寒、療百疾的功效，于是以煙草代茶、代酒逐漸盛行。到明末清初，煙草已與酒、茶一樣，成了時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消費品。

　　從史料上看，古人對煙草的嗜好甚至比今人還嚴重，這或許與古人對煙草的過度迷信有關。古人并不僅僅把煙草看成是“提神”之物，而是作為一種“特效藥”。

　　煙草在進入中國的同時，還傳入了一個為中國人津津樂道的故事：當時，呂宋島上淡巴國公主死后，被棄于野外，不成想，她在聞到煙草的香味后竟然蘇醒了過來。從此，被譯名“淡巴菰”的煙草又有了神奇的名字“返魂香”。

　　甚至明末人姚可成輯《食物本草》中還認為煙草能“當飯吃”，稱“凡食煙，饑能使飽，飽能使饑，醒能使醉，醉能使醒，一切抑郁愁悶，俱可藉以消遣，故亦名忘憂草。”

　　明清歷朝“禁煙令”難奏效

　　明清兩朝都曾不止一次地發(fā)過“紅頭文件”，要求國民戒煙，禁止官員在衙門等公共場所內(nèi)吸煙。

　　明末崇禎皇帝朱由檢看到煙草的危害，曾兩次頒布“禁煙令”。《玉堂薈記》記載，“己卯（即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上傳諭禁之，犯者論死。”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道由朝廷發(fā)出的“禁煙令”。

　　當時，有一個會試舉人不知道皇上已下詔開始禁煙，他帶著仆人攜煙入京，暗地里出售，被稽查隊抓到，結(jié)果次日被處死于西市。但沒過兩年又開禁了。崇禎十六年，朱由檢再下禁煙令，與上次一樣嚴厲。明末史學家談遷《棗林雜俎》一書中記載了朱由檢再次禁煙一事：“敕禁私販，至論死。”

　　吸煙全面盛行，是在清代。清康熙年間的劉廷璣在《在園雜志》中描述了當時的情況：“今則遍天下皆有矣……黃童白叟，閨幃婦女，無不吸之，十居七八，且時刻不能離矣。”

　　中國古代禁煙史上力度最大，且明確在公共場所禁止吸煙的，也是在清代。清朝前幾位皇帝均視煙草為“妖草”。皇太極入關前，就曾檢查過大臣“不遵煙禁猶自擅用”的問題，比明朝崇禎皇帝禁煙還早4年。清軍入關、奪取全國政權(quán)后，又發(fā)出了幾道禁煙令，明確規(guī)定不得在公共場所吸煙。康熙皇帝帶頭不吸煙，李伯元在《南亭四話》中記載，康熙駐蹕德州時曾賦“禁煙詩”：“碧碗瓊漿瀲滟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云屏敞，不許人間煙火來。”后來的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也都曾發(fā)過禁煙令。

　　古代“禁煙令”雖然多，卻從來沒真正禁住過，如禁煙最嚴格的皇太極，僅因“禁不止”，竟然主動撤銷禁煙令，只要求民眾自種自吸，不要再到朝鮮去購買即可。

　　新生活運動與邊區(qū)禁煙

　　明清時期國人以吸食旱煙和水煙為主，而近代紙煙的出現(xiàn)則是工業(yè)技術(shù)的產(chǎn)物。19世紀80年代，美國的煙草公司首次將紙煙引入中國，此后中國的紙煙消費量由1890年代的每年910萬支，逐步攀至1900年代的每年3.58億支，1910年代消費量躥升為75億支，而同時期美國的消費量也只有85億支。由于紙煙吸食便利，加之部分通商口岸的國人向往西化，吸紙煙成為一種時尚的生活方式。

　　1930年代，一場由政府領導的不吸煙運動開始了。新生活運動是國民政府在南昌發(fā)起的一次社會改良運動，希望借此將中國人改造成有道德、愛國家的現(xiàn)代公民，許多日常陋習被列入其中要求改正。規(guī)定中就包括“紙煙勿吸”和“禁吸鴉片”。這是中國官方第一次要求民眾戒吸紙煙。但由于時局動蕩、國民黨基層組織渙散、宣傳疲軟等因素，該運動一直“蹣跚而行”。

　　據(jù)統(tǒng)計，1934年新生活運動發(fā)動當年，紙煙銷量僅降低2.5%，1935年銷量恢復正常，并在1936和1937年持續(xù)增長。說明這次由官方主導的不吸煙運動只能是一場鏡花水月。

　　在新生活運動開展六七年后，中國共產(chǎn)黨也發(fā)起了禁煙運動。1942年1月，邊區(qū)政府宣布禁止任何紙煙入境。3月又禁止售賣香煙，僅允許轉(zhuǎn)口貿(mào)易。但旱煙和水煙不在禁令之內(nèi)，這一定程度上說明邊區(qū)禁煙目的更多是為了限制現(xiàn)金外流。然而，還是有些部門把紙煙列入“特許”入境物資，在這種禁賣不禁吸的情況下，紙煙不可能完全禁絕。

　　1949年國共內(nèi)戰(zhàn)大局已定，當年2月，在東北建立了煙酒專賣制度。1950年全國卷煙工業(yè)會議上，計劃性生產(chǎn)的國家專賣制度取代了自由生產(chǎn)和銷售制度，全國的紙煙業(yè)都被納入到計劃經(jīng)濟體制中。

　　紅線女“遞小條”，鄧小平帶頭不吸煙

　　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中國公眾對于煙草的危害并沒有明確的意識，時至今日仍可以看到那時會議中，參會者吞云吐霧的影像資料。

　　1988年4月8日，人民大會堂的萬人禮堂中，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正在舉行。根據(jù)安排，大會要選舉國家主席、副主席等國家領導人。作為主席團成員的鄧小平同志投票后，回到自己在主席臺的座位上等待大家投票。因為多年習慣，他點燃香煙吸了一口。

　　當時采訪會議的新華社資深記者李尚志回憶說：“我在主席臺南側(cè)觀察臺上的情況，看到有個條子由臺下依次往前，遞上主席臺。小平同志看到條子后笑了笑，就把煙熄滅了。”

　　后來他了解到，條子是廣東女代表鄺健廉（即著名粵劇表演藝術(shù)家紅線女）寫的，內(nèi)容是：“請小平同志在主席臺上不要吸煙。”

　　隨后，李尚志將此事寫入大會特寫《投票前后》。報道播發(fā)后，引發(fā)廣泛關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知道了這件事。”李尚志回憶說，“輿論一片贊揚，稱小平同志能接受意見，從善如流。”正如當時的外國媒體所言，這不僅充分說明了小平同志的胸懷，也展示出中國的深刻變化。

　　禁煙的變化，也從這里開始。在隨后舉行的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一次會議上，一名常委會委員提出禁止在人大及其常委會會場吸煙的建議。這一“從我做起”的建議得到采納，會場上的煙灰缸從此銷聲匿跡，人們再也看不到參會者在人大會議上吸煙的場景，也看不到國家領導人吞云吐霧間與外國友人談笑風生的畫面。

　　2013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了《關于領導干部帶頭在公共場所禁煙有關事項的通知》。根據(jù)《通知》要求，各級領導干部不得在禁止吸煙的公共場所吸煙，在其他有禁止吸煙標識的公共場所要帶頭不吸煙；要及時勸阻和制止他人違規(guī)在公共場所吸煙。公務活動參加人員也不得吸煙、敬煙、勸煙。

　　中國控煙任重道遠

　　2006年1月9日，《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正式在中國生效。應《公約》要求，中國需在《公約》生效五年后，實現(xiàn)在公共場所全面禁煙，全面禁止煙草廣告、促銷和贊助，保護公眾免受煙霧危害等目標。

　　2008年，為實現(xiàn)29屆北京奧運會成為“無煙奧運”的目標，國務院法制辦于2007年出臺《公共場所衛(wèi)生管理條例（修訂草案）》，要求公共場所禁煙。

　　2012年，由中國工信部等部門聯(lián)合編制了《中國煙草控制規(guī)劃（2012-2015）》（下稱《規(guī)劃》）。《規(guī)劃》稱將研究制定全國性公共場所禁煙法律規(guī)定，力爭將青少年吸煙率從2010年的11.5%，逐步下降到8.5%以下；成年人吸煙率從2010年的28.1%，逐步下降到25%以下。

　　長期以來，中國控煙僅依靠原衛(wèi)生部2011年頒布的《公共場所衛(wèi)生管理條例實施細則》，其中提到“室內(nèi)公共場所禁止吸煙”，“公共場所經(jīng)營者應當設置醒目的禁止吸煙警語和標識”。1994年制定的《廣告法》是中國控煙的另一依據(jù)，提及“禁止利用廣播、電影、電視、報紙、期刊發(fā)布煙草廣告”，“禁止在各類等候室、影劇院、會議廳堂、體育比賽場館等公共場所設置煙草廣告”。然而，囿于“公共場所”定義不明，懲罰性條款乏力，上述法規(guī)的效果并不理想。

　　2015年是中國控煙的轉(zhuǎn)折點。2015年財政部與國稅總局先行上調(diào)卷煙批發(fā)環(huán)節(jié)稅率，保證加稅與加價雙管齊下；新《廣告法》也開始實施，禁止“在大眾傳播媒介或公共場所”發(fā)布煙草廣告，禁止煙草制品生產(chǎn)者或者銷售者在發(fā)布的遷址、更名、招聘等啟事中，“含有煙草制品名稱、商標、包裝、裝潢以及類似內(nèi)容”。

　　我國控煙任重道遠，破除利益壁壘，改變公眾觀念，建立健全法律法規(guī)，才是保證控煙的關鍵。

　　（本文綜合自新華社、《北京晚報》《中國科學報》《財新周刊》、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