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專稿　　人民日報這樣評論龍應臺：她是一名真正的文化批評家和優秀的文化建設者。何以有如何評價？大抵是因為龍應臺的文章多是針砭時弊，且鞭辟入里的緣故，所以龍應臺才會被譽為華人最有力的一支筆。也正是因為龍應臺這種辛辣諷刺的文筆，才會遭到一些人的反對、謾罵，或密投書至政府單位。但龍應臺卻依舊仍保持其秉著客觀批判的精神，持續而正中要害地不斷寫出她的社會觀察。我將龍應臺這樣的人比作躺在向日葵上的人，即使遭受謾罵，甚或沮喪，也能始終朝著陽光。

　　龍應臺曾寫過一篇《不要遮住我的陽光》，是頗具龍氏文章風格的。諸如：“這些標語有用嗎？你幾時在行色匆匆之余，停下腳步來思索‘民主、倫理、科學’？有多少人因為看見‘消除臟亂、人人有責’的大字墻，回家就打掃庭院？又有誰看了電線桿上‘培養書香社會’的條子，開始讀起書來？在‘倒垃圾者是畜生××’的牌子下尚且有一大堆垃圾，這些不痛不癢、老生常談的標語口號有什么潛移默化的效果呢？中國人重形式、作表面的習性到處可見，標語的泛濫只是一個表征?！?/p>

　　再比如：“然后，在臺北市塑造一個比自由女神還要高、還要重的孔子巨像。氣魄要大，所以單單銅料就要花一億元以上。銅像用來宣揚孔子思想、復興中華文化、改善人民文化氣質，更昭告世人，臺灣是中華文化的堡壘。我不是在說笑話；你沒看報紙嗎？市政府一點沒有幽默的意思。這個龐然巨物建立起來之后，大概會遮掉好大一片天空，使許多住家變得陰暗封閉。冬天的霪雨和市區的污染將為銅像覆上一層骯臟的顏色。銅像邊的街道，大概與紅毛城四周一樣，會有像蒼蠅叮肉似的攤販，而街上的交通將因游客的往來而呈爆炸狀態。至于這么一大塊銅將如何‘宣揚孔子思想’、‘復興中華文化’，我非常迷惑。”龍應臺之所以敢于在其筆下揭示出這些現象，內心還是緣于她的不舍和心疼，最起碼她沒有漠視，而是直言胸襟。

　　能夠躺在向日葵上的人并不是很多，就現代文學史而言，也就魯迅可以當得。魯迅的文章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并用自己獨特的視角去反映“病態社會里知識分子和農民的精神‘病苦’”，所以魯迅的雜文極具批判性，且強調的也正是雜文的“批評（批判）”內涵與功能。魯迅有一篇雜文，名曰《論“他媽的”》，寫得很尖銳：無論是誰，只要在中國過活，便總得常聽到“他媽的”或其相類的口頭禪。我想：這話的分布，大概就跟著中國人足跡之所至罷；使用的遍數，怕也未必客氣的“您好呀”會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說，牡丹是中國的“國花”，那么，這就可以算是中國的“國罵”了。

　　魯迅這個諷刺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有根有據的。他寫道：這“他媽的”的由來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經史上所見罵人的話，無非是“役夫”，“奴”，“死公”；較厲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厲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贅閹遺丑”罷了！還沒見過什么“媽的”怎樣，雖然也許是士大夫諱而不錄。但《廣弘明集》七記魏邢子才“以為婦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則頗有可以推見消息的地方。

　　蘇雪林說魯迅的心理完全是病態，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外，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夠不著。這話說得夠狠的，但魯迅那個時代，若沒有魯迅的雜文去催醒人們的警覺和意識，不知國人還將沉睡多少年？所以，毛澤東主席才會贊譽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的民族英雄，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

　　龍應臺與魯迅最大的共同點也正在于此，不趨炎附勢，而是直言面對。筆下的文字皆是關注本民族、關注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絕不是蘇雪林所說的病態。既然有問題，卻沒有人站出來指出，這才是病態，且是民族的病態。而真要如魯迅、龍應臺這樣的躺在向日葵上的文人多了，我想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才會不斷糾正錯誤，從此走向真正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