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一句出自《莊子?知北游》，全句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理而不說。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圣人無為，大圣不作，觀于天地之謂也。”觀于天地便是觀“道”，大則是自由，美則是“自然而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整句講出了莊子的核心思想，即天地萬物有其天然的規律，天地之大美、四時之序列、萬物之榮枯，皆因自然偉力。其不言、不議、不說，是莊子哲學的核心方法論——自然而然，物我會通。

　　而與其相對的便是“村”言、議“論”、“戲”說，村言指人的謊言、議論指人充當審判官、戲說指以虛無的態度來敘述。言、議、說讓我們進入到一個物我對象化的情景中，所有的言、議、說皆讓人陷入自身與他者的對立關系之中，他者成為自身的附加屬性，從而導致人與他者的矛盾，自身的樸素和率真拋諸腦后，我們把自己“囚禁”在一個痛苦的世界中。

　　天道與人道

　　無為是天道，有為則是人道。

　　莊子極為推崇自然之美，何謂自然之美，在莊子看來，其由天道所成就，其特質是樸素的、率真的。樸素，就是依照本性，不經雕刻修飾；率真，就是率性自然，真情實感自然流露，與自然之道本性相合。

　　莊子在《天道》中提到：“靜而圣，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從中可以看到，樸素是莊子天地有大美之重要環節。樸素是人的思想復歸精神家園，是天性的本然狀態，就好比我們在嘈雜的世界奔勞，不停地東奔西走，驀然回首時，才發現思嬰兒般的生命本初更讓人安寧，那是一種簡單的、純真的美好境界。

　　由此也引出了另一種美之特性：率真。樸素是性，率真是情。

　　率真其重點在真，就像非常著名的東施效顰一樣，西施心疼，捧心顰眉更添其美，因其是自然而為，是真實情感的流露，而東施效仿，少了真情實感，只讓人覺得尷尬和矯揉造作。那真因何而美呢？莊子在《天運》對真有這樣的描述：“真者，精誠所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真也。”

　　所謂真也，便是道法自然，也等同于至美，是美的最高階境界。真情自然流露才能動人，個性的自然發展，人才能寬廣，它是真的，也是美。

　　相對的，驕飾和偽裝，就是有損天道，是有為，是人道。莊子天運中用到一個“強”字，它是人道的高度概括。強是成功、權力，是社會法則，它把人推向了美的對立面，生存的掙扎中。

　　著名的渾沌之死便是有違天道的例子：倏和忽以為“人皆有七竅以試聽食息，此堵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人道，有違天道，便造成了這個悲劇。莊子所講人道都帶有聰明、捷徑的成分，“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駢拇》中講馬的本性本是吃草飲水、自由奔跑，而伯樂卻反其道而為之，為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破會了馬之本性，致馬死傷無數，莊子為我們提供了伯樂相千里馬的另一種思考，千里馬到底需不不要伯樂？莊子認為，千里馬不需要伯樂，一旦幽禁于伯樂的規則中，便有違天道，是窄的人道。因此也走向了美的反面，真正的人道，應是順應自然的勢態有所為。

　　而窄的人道是什么樣呢？莊子在《駢拇》中也有指出，“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索。”人的行為卻往往相向而行，常常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約束本性，走向美的反面，以窄的人道的名義破壞美、損害美。

　　“大樗樹下”與“棟梁之材”

　　樗，大樹，無用之材。

　　在《逍遙游》中，有這樣的記載，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雍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涂，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

　　莊子曰：“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樗代表了莊子的游世思想，意即處世法則，物必須對人有用嗎？

　　莊子與惠子的對話，就是“游世”與“入世”的對話。從“入世”的角度講，物在人的法則中必須要有意義，即它對人是有用的還是無用的，其被具體化、實用化。惠子這里的實用性，之于人，就是“棟梁之材”的現實性“逼迫”，人遠離自我，被承載了人自身或許本不該承載的重擔。

　　而莊子的“游世”思想：大樹（樗）不必陷入人的法則中，它本來生長在自然之野種，自然才是它的歸屬，在自然界里，大樹就是大樹，它因為大樹自身而是其自身，在自然界中，它才是物的自我，它不因人而成長，也為人之規定的價值而存活，它自身就是大樹它的緣由和目的。

　　所謂大樗樹下，如果說大樹回到它自身的話，那在大樹下的逍遙者也回到了人自身。

　　人和物都被世間法則拖累，有用性成了其最大的價值評估。

　　莊子基于此，提出人回到自身和物回到自身是同一過程，不管是人與人，還是人與物，人都要走出人與他者的“手段”與“目的”的關系。以莊子的人生歷程來看，它踐行了游世思想，它是天下有大美而不言的另一個注腳，萬物其意義都在于其存在的本身，人在萬物之中，與萬物映照，人游走著，不求得失，無所謂物我意義，如自然存在般、如自然消失般，坦蕩蕩，這樣的天真、純粹就是天地有大美了。

　　莊子的游世思想不是避世，不是江湖之士遠離社會而隱跡山林，居江湖之遠，也不是入世，講究三從四德，居廟堂之高。而是若即若離的態度，是藏跡于世俗生活之中，又是與社會保持距離。游，既是若即，又是不即；是若離又不里，是心靈的一種寬窄之道，一種寬窄性的藝術性的生命態度。

　　若即若離的生命態度，不等同于游戲人生，不等同無意義的虛無，它是寬窄有度，寬與窄處在生命平衡的天平點上。游戲人生，是消極的，用無謂的態度來逃避痛苦，用戲謔的態度來迎接快樂，它是悲劇性的也是喜劇性的。莊子的游世，是審美的生命態度，是寬窄之于生命的風格化，不居廟堂、不入俗世，物我合二為一，天地之間，悠然自得。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莊子?至樂》記載：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莊子認為，生命由氣聚而成，人的死亡如氣散一樣，只是一種自然現象，生死與四時交替時序一樣，自然而來、自然而去。不同于生死有命，命運擺布生死的說法，命運的總結性關照，把人推向悲劇性的彼岸，生命遠離人自身，成了一出戲，一場飯后談資。而莊子的生死觀，由人自身藝術性的掌握生命，不物化生命，生命與人是一體的，生命是美的，但不為他者美，它是人自身的大美。

　　莊子的生命態度，看似是矛盾的，一方面以自然而為，讓歸隱者灰暗的主題敘述仿佛抓到了繼承的脈搏，以逃避現實和歸隱山林，來實現生存意義；另一方面，莊子又反對這種躲避，他認為在這種歸隱的存在選擇中，個人的出路是找不到的，因此莊子以“游戲”的態度來面對現實世界、個人生死，來面對人生可能面對的一切，由此莊子的生命態度又將傳統歸隱的意義瓦解。所以，莊子的態度是超越性的，它超越了矛盾性，它是一個新的生命主題，自我本身的“放逐”，達成自我本身審美的“存在”。

　　物我會通：寬窄不對立

　　寬與窄的“對立”關系，在現代尤為甚，這種對立關系猶如現實中的物我關系，這種關系在現代藝術創作領域中，數次提及，即物我的對立關系，事物在現實的發展過程中走向了其自身固有屬性的反面。

　　寬窄的對立性，在現代性中，有一個同名詞，即異化，包括人與人的異化、人與社會的異化、人與自我的異化、人與自我的異化。

　　人與人的異化：利益支配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與商品交換關系無異，人是他人的囚徒，在“監禁者”與囚徒的人際關系演繹中權力介入，人和他人相互“折磨”，精神交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