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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最早輸入重慶的西方現代卷煙“稱人”牌。

　　“八百壯士”牌香煙的一款煙標。

胡尚玉

宋寶珍

　　煙廠

　　今年82歲的胡尚玉婆婆是重慶卷煙廠第一代女工，至今還記得她在里面工作了大半輩子的這個廠，1950年代由8家私營大小煙廠合并而成。她說：“有上新街的大城，朝天門三碼頭的大漢，大溪溝的華福，還有南明、新國、同成、建華和南洋兄弟煙廠。我原來是大城煙廠的。”

　　據《重慶市志：煙草志1621-2003》和本土文史專家楊耀健《重慶煙草史話》一文考證：最早輸入重慶的現代盒裝卷煙，是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由英國英美煙草公司來渝推銷的五支裝的“鯊船”和“稱人”牌香煙。從1907年到1938年，重慶本土的大佛、蜀益等卷煙廠，先后推出過“大佛”、“金錢”、“主力艦”、“大鵬”等牌子。

　　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上海總廠毀于炮火，漢口分廠遷往重慶南岸彈子石雷打石11號，取名南洋兄弟煙草公司重慶制造廠，生產“花王”、“金斧”、“紅花”、“雙喜”、“黃金龍”等牌子；1942年10月，重慶又一家大煙廠華福卷煙廠成立，生產“華福”、“三六”、“火炬”等牌子；1952年，南洋和華福共8家煙廠合成公私合營南洋兄弟煙草公司重慶卷煙廠；1966年，定名國營重慶卷煙廠。

　　有網友曾發(fā)現位于南岸馬鞍山南段265號的一幢兩層破敗小樓，跟民國華福煙廠職工宿舍舊圖對比，幾乎一模一樣。據重慶歷史名城專委會委員吳元兵證實：“的確是華福煙廠職工宿舍，現在還是南岸區(qū)文物保護單位。建于上世紀40年代，一直沒經過大規(guī)模整修，所以和老照片上幾乎一樣。”

　　這跟胡尚玉當年進廠時的感覺差不多。她說：“1952年6月我們進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上班，車間和宿舍的房子都不好，我們睡的還是地鋪。”

　　學徒

　　1947年11月，胡尚玉進入重慶卷煙廠前身之一的上新街大城煙廠時，只有14歲。她說：“我父母早逝，生活貧困，14歲就結了婚。他們說煙廠很苦，我不怕苦，做得下來，但他們不要結了婚的。我丈夫跟一個師傅學電工，師母跟這個煙廠較熟，她幫我說了話，我進了廠，但也沒有說我結了婚。”

　　當時三年學徒沒有工資，伙食跟師傅的等級不一樣。“我們吃的米是糙米，下飯只有水鹽菜，師傅那邊還有花生米下稀飯。吃飯分開吃，師傅吃一輪，我們吃二輪。”

　　學徒的工作，一是熬漿糊，二是當搬運工。一個是靈巧活，一個是體力活。“漿糊是用灰面燒柴火熬，熬好端給師傅包煙用。漿糊熬完了就去搬煙箱，一箱煙有50條，六條一輪，碼好抱進倉庫。學徒的工作還包括封口、貼花。學工遭打是經常的事情，漿糊熬糊了，煙碼得不好，師傅和工頭就要罵人，還要打人，用篾片亂抽。工頭是個湖北老頭，你慢了一點，他就罵‘你這個龜狗兒養(yǎng)的，板板養(yǎng)的’。遭打又不敢說，只有悄悄到旁邊去哭。”

　　今年78歲的宋寶珍婆婆1948年6月12歲就進大城煙廠，比胡尚玉還小兩歲。她說：“我們睡的是上、中、下三層鋪。早上五六點鐘工頭叫大家起床，掄起篾片邊抽邊喊。一張床睡兩個人，我一般選睡里邊，工頭要抽要打，就打不到我。聰明、勤快的，還是挨打要少一點。”

　　當時20支香煙站在煙盒里面的陣形，跟現在的兩排各10支有點一樣。宋寶珍說：“當時是767，兩邊各7支，中間6支，相當于外圈14支煙圍到中間6支煙。我們包的時候，伸手一抓，就是20支，一抓準。”

　　為了練好這種絕技，她們想方設法。胡尚玉說：“我們把質量差的煙放進抽屜里面，下班以后偷偷學師傅怎么包煙。機靈點的把包煙學會了，就通過三親六戚的關系，自己出去找活路；我在社會上沒有親友，就只好呆在廠里面。”

　　生活很苦，洗頭的肥皂都買不起。胡尚玉說：“我們就用煙葉骨頭燒成灰，泡成水來洗；還有的用橙子米米，比較滑，也用來泡水洗頭。三年出徒以后，還是沒得錢，因為工資是發(fā)米，我們只有一小斗米，大約5升，10斤米的樣子，管1個月，不管你夠不夠吃。”

　　老板為了偷稅，還把工人關起來加班。胡尚玉說：“晚上12點以后，就把我們集中關進一間屋子，鎖上門，叫我們在里面做活路。關起來做的煙，是稅務局查不到的產量，老板就可以少交稅。”

　　敬煙

　　1949年11月30日，要變天了。胡尚玉說：“老板是一個武漢人，那天晚上，老板和經理全跑了，只有我們住在廠里。黃桷椏那邊又是打槍又是打炮，打得很兇。炮一打，樓板就發(fā)抖，有個同事說，把鋪蓋頂在頭上，可以擋槍擋炮，我們嚇壞了，就坐在床上，用鋪蓋項著頭。第二天看見解放軍從黃桷椏那邊下來。他們買東西用錢，還對我們說：你們不要怕”。

　　對那天記得更細。她說：“11月解放軍一來，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當時我家住市中區(qū)林森路（現解放東路、解放西路），家里人怕我把工作除脫了，叫我快回廠。兵來了，怕戒嚴，就走不成了。我從望龍門過河到南岸，一路上國民黨的散兵多慘了。回到廠里，第二天解放軍就來了，戴著帽子，周身泥巴，喊我們老鄉(xiāng)。”

　　煙廠的員工覺得該表示一下，靠山吃山，出在手上，他們就想到煙。宋寶珍說：“有一個經理還沒跑，就拿起我們的‘八百壯士’煙去慰問解放軍。‘八百壯士’是解放前出的產品，煙盒上畫著一個當兵的拿著一把槍，不是短槍是長槍。原來拿煙慰問國民黨的兵，對方都不給錢，但這回慰問解放軍，對方給了錢。經理把錢拿回來，好像是五角錢，我們圍起看，矮的就在外圈踮起腳尖，伸起腦殼看。都沒見過這種錢，說原來的金元券不用了，現在用這種新錢，叫人民幣。”

　　人民幣是中國人民銀行1948年12月1日開張當天發(fā)行的貨幣，離宋寶珍她們這些煙草女工親手摸到這天，剛好一年，絕對新錢。這錢一直用到現在，到現在，胡尚玉、宋寶珍她們當年大城煙廠出品的八百壯士煙標（即煙盒），也并未煙消云散，上面畫著謝晉元將軍率八百壯士血戰(zhàn)上海四行倉庫的場面。

　　據重慶市煙標收藏協(xié)會秘書長丁建敏透露，八百壯士煙標，是重慶抗戰(zhàn)老煙標“三劍客”之一（另兩個是國魂、加城），存世量估計不到10枚，已成為收藏界追捧的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