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專稿　　從傳統的觀點看，企業的識別體系由理念識別、視覺識別和行為識別組成，中國煙草為此逐步構建起行業文化架構體系、視覺識別體系及應用規范，于是行為識別體系就成為下一個為完成體系性而做的一件事情。總體上，這種理解從學術和現實意義上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它并沒有回答企業為什么構建行為識別體系的這一問題。對于市場化競爭的企業而言，組織行為與員工個體行為都是企業品牌的重要組成部分，關系到企業的生存與發展，作為專賣專營體制下的煙草單位構建行為識別的初衷在哪里呢。

　　實際上，即使撇開行為規范與行業人才隊伍建設、服務品牌建設的關系，行業大張旗鼓、信誓旦旦地開展行為規范建設，都離不開煙草行業當前面臨的嚴峻形勢與巨大壓力，其中，體制機制、構建和諧、專賣壟斷等是當前煙草所必須應對的幾個挑戰。

　　首先，從體制機制上講，煙草作為對身體有害的制品，這一“原罪”就必須要求煙草員工時刻牢記行業的特殊使命，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但在現實環境下，作為一個正常人很難做到“兩耳不聞窗外事”，兄弟單位間的橫向收入差距以及與電力、銀行等單位的攀比等都容易讓人產生不平衡感；為了照顧到穩定需要和歷史貢獻等，煙草企業在薪酬分配上并不能做到主要依靠能力來實現收入的合理化，我們經常看到很多年輕的員工成為了部門的骨干，但卻照樣拿著部門內的最低工資。

　　其次，從構建和諧角度來看，無論是煙農、零售戶還是與消費者都與行業存在潛在的不和諧矛盾，煙農與零售戶關于利潤率的差距質疑一直是行業的心底里面思源反哺的壓力來源，而消費者面對說不清道不明的管理成本與高額稅收轉嫁也并非一直蒙在鼓里，另外，盡管行業開展了用工分配制度改革，明確了收入增加向一線員工傾斜的導向，但由于歷史“包袱”較重，以及任人唯“親”的既得慣性導致崗位晉升通道尚未疏通，而隨著互聯網與微博時代的來臨，員工關于收入差距及用人方面的不滿更容易借助新興工具對煙草行業造成一定的“傷害”。

　　最后，從專賣壟斷方面看，由于政府對煙草的保護，無論是加入煙草框架公約五年以來履約37.3分的超級低分還是“臟煙灰缸”獎、重金屬超標事件等都沒有影響到煙草行業的凱歌高奏，尤其是廣東某單位的領導人違規事件，甚至差點就抵擋不住了網絡公憤的沖擊；在此過程中，政府承擔了一定的壓力，也需要煙草企業“投桃報李”，做好自己；同時，煙草人也都深知，每年出幾個門，誰也保不住自己，所以規范要從內部抓起；專賣體制下，幾乎沒有人可以制約煙草的發展，無論是在道德層面還是在法律層面，煙草人都準備了一套設計好的說辭，同時，大家也都清楚所謂最堅固的堡壘往往是從內部分裂開始的，于是煙草企業年年抓規范和內管，然而內管的存在表面上起到了內部審計與自我更正的作用，但在更高層面上實際上容易讓煙草人形成僥幸心理，自己人怎么能打自己人呢，畢竟我也是立下過汗馬功勞的，好像只要是內管發現還是可以通融處理的，實際情況也大都是如此，微小的懲罰更多的像隔靴搔癢一樣，并不能對膽大心細的人產生威懾。

　　由此，從某一層面看，行為規范建設也是行業在專賣制度下的自我完善需要與自我保護需要，正因為此，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的地市級單位主動自覺地開展行為規范建設，更好地推進工作效率、展現企業形象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