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據《中國青年報》報道　　7月22日早上8時50分，小八點燃了一天里的第一支煙。北京670路公交遲遲不來，抽煙成了他打發這段沉悶的唯一選擇。

　　40分鐘后，他在買早餐的路上草草抽完了第二支，把煙頭朝垃圾箱用力一丟，結果沒投中。他并不在意，因為在垃圾箱周圍，散落著太多煙頭。

　　同一座城市里，作為控煙志愿者的葉欖正彎著腰，把煙頭一個個撿起來。這是他自發的工作。過去20年，他的足跡遍布全國，撿過的煙頭不計其數。

　　在中國，控煙與吸煙的角力已經陷入膠著。2006年世界衛生組織（WHO）《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在中國生效，至今已整整10年。按照承諾，中國本應于5年前實現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無煙，并禁止所有煙草廣告、促銷和贊助。

　　然而現實是，《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至今尚未出臺，并且原本室內公共場所全面控煙的規定多處被弱化。

　　另一方面，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015年發布的《中國成人煙草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全國15歲及以上的吸煙者已達3.16億人，吸煙率為27.7%，這個比率已經5年沒有變化。而吸煙人數卻增加了1500萬，吸煙者的日均吸煙量上漲了1支。

　　10多年來，這個染上煙癮的國家不斷想要擺脫它，但每一步都走得異常艱難。

　　年輕的吸煙者和老去的控煙先驅

　　小八剛滿18歲，是北京一家理發店的學徒。在他的圈子里，抽煙就像吃飯喝水一樣平常，店里10個男生，只有3個不抽煙。

　　《報告》顯示，5年間，15歲至24歲之間的男性吸煙率在不斷上升。吸煙人群正在走向低齡化。

　　與煙霧背后越來越稚嫩的臉龐相比，中國控煙的先驅們卻正在老去。

　　吳宜群的電話打了半個小時，她在跟人討論拍攝一個“勸阻吸煙三十六計”的系列短片。今年70歲的吳宜群投身控煙工作近20年。15年前，她從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副院長的位子上退休后，跟一起退休的王克安院長合作創辦了公益組織新探健康發展研究中心。

　　作為最早推動中國控煙的專家之一，吳宜群依然覺得接觸控煙太晚了。她的母親抽了一輩子煙，最終因吸煙引起的肺病去世。在她的墳前，還祭奠著香煙。“如果我能早點了解現在做的這些控煙工作，或許能勸母親早點戒煙，她也就不用受那么多罪了。”說到這兒，老人抹了下眼睛。

　　過去10年，控煙先驅們見證了中國加入WHO《公約》，見證了中國大陸有公共場所禁煙立法的城市從零上升到18個，見證了《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這一“史上最嚴控煙令”的出臺，見證了新版《廣告法》對煙草廣告的禁止，也見證了越來越多的普通人對二手煙說“不”。中國控煙的每一步，都有他們的腳印。

　　但這兩年，“控煙太難推動了”，吳宜群垂著眼，“而且我也老了。”

　　讓她疲憊的心事之一，就是近期《條例》最新草案出現的立法倒退。2013年，經過幾十位專家學者連續多年的呼吁，《條例》終于走上了起草之路。最初的進展讓控煙界振奮不已，2014年年底，向社會進行公開征求意見。其中第十條明確寫著“所有室內公共場所一律禁止吸煙”。煙盒包裝使用警示圖片和公共場所禁止煙草廣告、促銷和贊助等內容也出現在其中，控煙力度空前。

　　然而，據中國疾控中心控煙辦副主任姜垣稱，在經過了19個月的征求意見后，今年4月最新的草案征求意見稿中，以上內容卻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餐廳、酒吧等餐飲服務和休閑娛樂場所的室內區域可以設置吸煙區，并且室內工作場所只有共用區域禁止吸煙。

　　“完全不能接受。”中國控煙協會副會長許桂華堅決地說，“修改成這樣根本就是背離了《公約》的要求。”

　　最新的征求意見稿似乎也考慮到了這個問題，特地指出室內吸煙區域應安裝單獨的通風、排風設施，與非吸煙區域有效隔離，想要把煙“關住”。

　　但是這一做法在一些專業人士眼里，無效。WHO中國代表處的潘潔蘭博士舉例，在公共場所設立吸煙區，就如同“在游泳池設立便溺區”。香港科技大學關于吸煙室的技術可行性研究結果表明，即使是雙層門嚴格設計加上強勁的通風系統，也不能消除吸煙區內的有毒物質，更不能防止二手煙外泄到其他區域或房間。

　　對于草案的最新版本，曾經參與過《條例》起草工作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黃金榮表示失望。他說：“底線至少應該是把餐廳這類標志性的公共場所實現全面無煙。”

　　在很多人眼里，這短短19個月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仿佛都籠罩在一片濃煙里。

　　濃煙背后公開的秘密

　　一上午，小八洗了4個頭，做了兩個頭發護理。他推開店門，想去外面抽根煙，因為“店里不讓抽”。這間不到30平方米的店鋪，正對著門口連掛了兩塊牌子，前后隔了不到5米，紅底白字地寫著“禁止吸煙”，下方還注明了“12320”的舉報投訴電話。

　　門口的榆樹下已經站了兩三個人，每人手里都冒著煙。　“見面先遞根煙”是新同事融入新生活的快捷方式，也是他在山西老家耳濡目染的習慣。

　　“現在風氣好多了。”吳宜群感嘆。調查數據顯示，被稱為“史上最嚴控煙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實施一年多以來，公共場所吸煙人數從11.3%下降到3.8%，餐館發現吸煙現象由40.3%下降到14.8%，公眾控煙滿意度從42.26%升至81.3%。北四環一家煙酒超市的售貨員不止一次地抱怨：“來買煙的人越來越少了。”

　　但這僅限部分控煙嚴厲的城市，在大多數農村和城鎮，送煙抽煙的風氣依然在野蠻生長。來北京后，盡管“早有心理準備”，小八還是因為在餐館吸煙被勸阻過兩次。而在他的老家，人們可以在任何公共場所隨意抽煙。“許多人在北京不抽，一到河北就開始抽。”吳宜群說。

　　據姜垣介紹，《條例》在一年多的征求意見過程中，某些省市地方的意見對草案修改產生了一定影響。“他們的態度是覺得法律太過嚴苛，根本做不到”。

　　在吳宜群看來，除了地方“做不到”，某些與控煙“有利益沖突的集團”的介入是《條例》修改的更直接的原因。

　　“某些集團”直接指向煙草業。中國控制吸煙協會會長、著名心血管專家胡大一透露，最初的草案公布后，國家煙草專賣局曾給相關部門送上一本厚厚的反駁材料，并附有歷年繳稅的詳細數據，圖文并茂地強調自己對國家財政的巨大貢獻，執意要求修改條款。

　　“煙草業能夠光明正大地參與控煙立法，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吳宜群說。

　　吳宜群介紹，中國煙草總公司跟國家煙草專賣局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在以企業的身份生產和銷售煙草的同時，又以專賣局裁判員的身份“理所當然”地參與煙草控制。

　　控煙界一直質疑，國家煙草專賣局作為“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履約工作部際協調領導小組”的8個成員部門之一，　“組長是工信部，但是煙草專賣局局長是工信部的黨組成員。”吳宜群說，“你說這能好得了嗎？”

　　在一些人士看來，當前中國的控煙工作不僅沒有陷入困頓，反而有些“過激”。專賣局曾多次公開表示，要警惕控煙工作的“片面化、絕對化、擴大化”傾向。去年我國煙草消費量出現了20年來的首次下跌，煙草專賣局在今年4月的回應是實行“三步施策”：第一步，止跌回升，調好狀態；第二步，控制貨源，均衡增長；第三步，重點發力，沖刺目標。

　　“沒有人能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吳宜群說，“左右手打不疼嘛。”

　　“物美價廉”的中國香煙

　　“來盒南京。”小八幾乎每天都要去對面的煙酒超市買煙。

　　大紅色的“南京”煙盒下方印著兩行字：吸煙有害健康，戒煙可減少對健康的危害。小時候他常給父親買煙，曾經對這行字產生過巨大的困惑：“為什么這些人明知道吸煙有害健康還要賣煙？”父親只回了一句：“你別抽就行了。”

　　現在看到這行字，他毫無反應。

　　2008年，《公約》的第三次締約方會議在南非德班召開，討論煙草警示包裝的實施準則。會中，中國代表團的一位國家煙草專賣局官員表示很難在煙盒上使用潰爛的口腔、萎縮的頭顱等恐怖的圖片警示，因為“名山大川是中國的歷史文化積淀，放上難看的圖片是對廣大公眾的污辱和不尊重”。所以中國“盡管從法律上、健康上不反對，但從民族感情和文化基礎上持有保留意見”。

　　中國因此獲得了當晚的“臟煙灰缸獎”，這是由全球非政府組織（NGO）代表在會議期間，根據各國代表團的表現集體評選得出，以譴責獲獎者在控煙方面的不作為。

　　作為NGO代表參會的吳宜群回憶，與會的200余名代表一致決定把獎頒給中國，“頒獎詞”是：寧要煙盒漂亮，不要公民健康。

　　吳宜群至今仍覺得丟臉。

　　自那以后，凡是有煙草業參與的會議，王克安都會隨身攜帶幾盒香港、臺灣的煙，如果煙草業再以“中華文化”作為“擋箭牌”，他就立馬掏出煙盒，“你看看，那香港臺灣難道就不是中華文化了嗎？”

　　據《2015中國控煙觀察民間視角》報告，截至2015年5月，全世界已有85個國家和地區在煙盒包裝上采用了圖形警示，其中有60個國家圖形警示面積超過50%，最大的已達煙盒正反面的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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