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據《新民周刊》報道　　控煙條例修正案若能以當前草案的主旨精神通過，將使上海成為中國大陸繼北京之后又一個實施“最嚴控煙”之城市。當然，所謂“最嚴”，只是嚴格地按照世衛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要求，忠實履行作為締約方應有的義務。

　　不過，疑問一直伴隨《草案》出臺前后，那就是“最嚴”控煙條例，能否得到“最嚴”執行？申城能給出怎樣的答案？

　　控煙執法真的那么難？

　　《草案》在室內公共場所實現徹底禁煙，這引起了一些煙民的不解。在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對《草案》第一次審議的分組討論會上，有委員提出，控煙條例在保護非吸煙者的同時，是否應同時考慮吸煙者的權利：“關上了吸煙者的一扇門，能否同時為他開一扇窗？”意指車站、機場的室內吸煙室是否可以保留。

　　除了以實驗數據證明室內吸煙室對任何人都起不到保護作用、反而會帶來傷害，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委員、上海疾控中心主任吳凡就此還著重指出：“在做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們應該厘清一個問題：控煙條例調整的究竟是怎樣的法律關系？”她認為，討論的重點不應是在某個地方能不能讓煙民吸煙，而應是保障每一個人的健康不受侵害。“普遍保護”和“公平對待”是《公約》的兩個原則，這就是說，控煙保護的不僅是非吸煙者的健康，也是吸煙者的健康。是煙民吸煙的權利更重要，還是全體公民的健康權更重要？答案應該是明確的。

　　按目前《草案》的規定，衛生計生行政部門是上海市公共場所控煙工作的主管部門，教育、文廣影視、體育、旅游、食品藥品監督、交通、商務、公安、住房城鄉建設、文化綜合執法等行政管理部門做好各自管理領域的控煙工作，這就是所謂的“10+1”模式。有人據此指出：需要控煙的場合那么多，涉及的部門那么廣，10家部門本身的執法任務都很重，控煙對它們而言都不是“主業”；唯一以控煙為“主業”的衛生監督部門，想要為10家部門之外的領域“兜底”，也很困難。于是，“嚴格控煙是做不到的。既然做不到，那就不要在條文里這樣寫，不然會影響法規的嚴肅性”。

　　這種觀點也出現在《草案》征求公眾意見期間，上海人大組織的一次修法討論會上，與會的都是控煙執法部門人士。針對這種觀點，同樣作為控煙執法者的上海市文化市場行政執法總隊法規教育處處長陸冰說：“我們的法律到底是靠什么來保證執行的？是靠守法加執法，共同保證法律法規對社會的治理，還是靠強制性讓老百姓去執行？”

　　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委員、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張辰對此的觀點是：控煙條例是一部社會法，它能否有效執行并非依賴強制執法，而是取決于所有公眾文明素養的提高、良好行為習慣的養成。她舉例說，道路交通管理條例同樣是社會法，交通大整治后，上海開車禮讓行人的現象越來越多了，這就不是靠強制，而是良好習慣的力量。“我對上海民眾的素養有信心。”

　　可以支持張辰說法的是，復旦大學健康傳播研究所控煙研究中心于2016年5月展開的一項樣本為2004人，涵蓋上海全部區縣的民意調查顯示：91.7%的受訪者表示如果有了室內公共場所和工作場所全面無煙的法規肯定會嚴格遵守；目前吸煙的受訪者，74.9%表示肯定會遵守，表示“肯定不會”的只占2.0%。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健康促進委員會主任李忠陽提出，并非所有的法律的效果都是靠執法、靠處罰才能達到，黨的十八大提倡“社會共治”，這提醒了我們，公眾的參與在控煙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執法部門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每個人對違法吸煙的勸阻就能匯聚成強大的力量。“如果每個人一年能勸阻10次違法吸煙，這就很不簡單了。”

　　她認為，對執法部門不能苛求，但也必須有所要求。同時，對控煙志愿者的培養也要到位，讓他們真的能發現問題，協助解決。

　　在上海市人大代表湯靜波看來，吸煙者與非吸煙者應該是利益共同體，而不是互相爭奪權利的對立面。控煙的立法和執法，應該基于這樣的前提來展開。他認為在勸導吸煙時，可以不從“你影響我了”的角度，而是從“你影響你自己更多”的角度來做。

　　長期致力于控煙的上海瑞金醫院心內科主任醫師呂安康也贊同控煙要轉換角度。他表示：吸煙不是一種“習慣”，而是一種慢性成癮疾病，要以治療的角度科學戒煙。同時，對于吸煙者，講吸煙的危害，不如講停止吸煙的好處。

　　“‘最嚴控煙’，上海準備好了嗎？”這是最近公眾關心的熱門問題。對此，李忠陽回應：“我們準備好了，但這需要每一個人的努力。”

　　禁煙場所參與共治

　　控煙不僅需要個人的支持，也需要禁煙場所的通力配合。

　　有餐館經營者擔心，禁煙會影響生意，導致抽煙的顧客流失。實際上，一方面，當室內公共場所無煙的政策全面實施后，任何一家餐館都會要求顧客不能在室內吸煙，這是公平的；另一方面，據復旦大學健康傳播研究所控煙研究中心的調查，如果餐廳、酒吧等公共場所實現室內完全無煙，56.2%的受訪者表示會“更愿意外出就餐”，可見，全面的無煙環境對于餐飲等服務性場所不會造成負面影響，反而會帶來積極效應。

　　一家位于上海南京西路的餐館店長告訴《新民周刊》記者，他們一直是無煙餐館理念的奉行者，得知控煙條例修正案將執行嚴格的室內公共場所無煙政策后，她非常高興：“這樣以后勸阻顧客吸煙，理由就更加充分了。”

　　工作場所是許多人逗留時間最長的地方，這里的控煙也非常重要。上海拓新健康促進中心在《草案》制訂過程中，組織了“無煙上海，CEO來贊”的活動，來自醫療、保險、制藥、酒店等18個行業的近70家國內外企業的逾百名高管參加，聲明從領導做起，以身作則，全公司共同創建無煙工作場所。

　　勃林格殷格翰是其中有成功經驗的一家，這是一家歷史超百年的德國制藥企業。該公司產品事業部中國區負責人杜瑞談及控煙工作時介紹：公司在中國及亞太地區的分支機構都要求在工作場所全面禁煙，連公司的司機都不允許在車內吸煙。同時，公司為吸煙行為設置障礙，讓吸煙不那么方便。比如，公司所在的上海總部大樓是無煙場所，大樓外的吸煙點原來就設在樓下，為了鼓勵員工不吸煙，他們促使大樓管理部門將吸煙點移到較遠的地方。由于公司要求員工到公司辦公場所以外的地方吸煙，他們在美國康涅狄格州的一個分支機構，當地的工作場所很大，員工要吸煙，就需開車半小時到工作場所之外，這就讓吸煙者感到很不方便，從而減少吸煙機會，甚至戒煙。

　　更重要的是，公司對于戒煙者還采取更有力的具體支持，設立了專門的控煙項目。項目內容包括：對于員工購買的戒煙產品，公司都給予全額報銷；同時，與專門的控煙咨詢服務機構合作，為員工提供控煙知識的專家咨詢；設立控煙大使，讓成功戒煙者為員工介紹戒煙經驗，并給予獎勵；鼓勵員工之間建立微信、電話聯系，相互交流戒煙經驗，互相鼓勵與幫助，提升戒煙者的信心與勇氣。而且，該控煙項目不僅適用于有戒煙意愿的員工，對他們的家屬也同樣適用。

　　杜瑞說，公司的決策者一直認為：作為健康產品的提供者，為社會提供健康、安全的產品是公司的職責所在，應該做健康的表率。而且歐美等地的研究也證實，健康的工作場所可讓員工的病假率減少，員工的健康事關公司的發展，無煙的工作場所可以讓他們更加積極、快樂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工作效率會更高，也給公司帶來更多的效益。

　　上海控煙能否再進一步？

　　《草案》值得點贊，不過，是不是還有完善的空間呢？

　　上海司法研究所所長、上海市政法學院教授楊寅指出：《草案》目前規定的室外禁煙區域中，學校只包括托兒所、幼兒園、中小學校，醫院只包括婦幼保健院（所）和兒童醫院，而在他看來，所有的學校和醫院都應納入室內外全面禁煙范圍。

　　上海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李照國也和他有相同的想法。在他任職的外語學院入門臺階處，經常出現留學生聚集“吞云吐霧”的場面。一直研習中國文化的中醫藥學博士李照國，深知二手煙的危害，曾多次當面阻攔，并依據教育部2014年《關于在全國各級各類學校禁煙有關事項的通知》等條例要求留學生停止吸煙，卻被拒絕。

　　作為上海市政協委員的他，曾于2013年和2014年兩度提出《加強學校管理，建立無煙校園》的提案，呼吁在高校內全面禁煙，并在會上得到了采納。他得到了《對市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第0829號提案的答復》，雖然“辦理結果”顯示的是“解決或采納”，但提出的解決措施僅是“加強檢查，編寫高校控煙指南，鼓勵高校出臺嚴格的校紀校規以及鼓勵高校干部和教師以身作則”等建議或鼓勵性的回復，也并未得到落實。而如果將相關精神寫入控煙條例，就能以法規的強制力來實現。

　　楊寅還表示，上海的控煙立法，能不能比北京更進一步，在除煙草專賣店以外的商店，禁止煙草制品展示？“如果這條真的寫入了，將載入中國控煙的史冊。”

　　他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禁止煙草制品展示，與圖形警示上煙包一樣，是減少煙草消費的有力措施。這是國內控煙界呼喊多年而遲遲無法實現的訴求，實際上，也是《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要求。俄羅斯的經驗是，2013年該國制定并通過了相關法規，要求禁止在交易場所突出展示煙草制品并進行零售，例如在銷售場所張貼的煙草價格單上，只能使用白底黑字的文字，不得使用圖標和圖形。

　　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無煙曾經看上去也是那么難，而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