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專稿　　從古至今，養成和保持官員的敬畏之心都是吏治的重要著力點。敬畏之心從何而來？在古人看來，對超人類力量的恐懼、因崇高信仰而衍生的銘箴和因痛苦感受而產生的警惕，都可以構成敬畏的來源。

　　敬畏之心來源不同，養成和保持的方法也就各異。最獨特的莫過于因崇高信仰而衍生的銘箴，它督促信奉者自我監督，時時自省。古人認為人的舉動行止都在上天的鑒察之下，“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欺心，神目如電。”講明白些，就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這種自覺催生出內省式的自我監督，如曾子講“吾日三省吾身”、曾國藩每天記日記反思功過。

　　這樣的反思透徹而持久，在制度管理之外的地方，固然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但它缺乏必要的強制力，仰賴于權力行使者的自覺。對黨員領導干部來說，權力的擴張性與自省的約束性是一對天然的矛盾，古今中外的反面案例證明，出于私心，權力行使者大多不愿意主動為自己行使權力的過程留下痕跡，甚至想方設法抹去痕跡，以防給自己帶來把柄。除非是道德高尚且十分自律的“圣人”。但圣人不可期待，或者說鳳毛麟角。列寧曾深刻指出：“把希望寄托于人的優秀精神品質上，這在政治上是不嚴肅的。”

　　政聲人去后、民意閑談中，是非功過，群眾心中自有評判。官聲與民意就是無聲無形的依據。而各種檔案記錄、歷史書寫，包括電子介質的數據、影像、聲音等，將人的行為記錄在案，構成了有形的物理依據。無論是無形的官聲民意，還是具象的記錄書寫，核心理念都是留痕。痕跡是腐敗的天敵：腐敗高度隱秘，天生見不得光；而留痕的東西，終究要讓人知道。留痕每前進一步，腐敗就失去一片陣地。

　　但從現實看，官聲民意等無形的輿論監督，多體現在事后。而各種物理依據，抹不去、賴不掉，配合嚴格的問責與懲戒機制，具有較強的操作性和可行性。物理留痕能否發揮作用，關鍵在于能否將其記錄的范圍和時間貫穿權力運行的全過程。

　　保持敬畏之心需要強力的外在約束。某種意義上，外在的監督和懲戒機制在培育和保持黨員領導干部的敬畏之心上，更為急切而實用，它們帶來的戒懼和警惕構建著黨員領導干部拒腐防變的心理機制。

　　權力使用有記錄、可追責，無疑為黨員領導干部搭起了一座通向敬畏的橋梁。通過留痕制度的建立、落實，增強執紀力度，提高違紀成本。發現問題嚴肅追責，監督與懲戒雙向增壓，黨員領導干部自會掂量言行，久之自成習慣，敬畏之心也會隨之而來。心有所畏，行有所止，黨員的心勁兒就會凝在一處，黨的事業就前途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