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寬廣的歷史長河中，2019年11月9日，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學迎來2160周年校慶。該校是我國唯一一所古今一校，地址從未遷移過的中學。據稱，中央電視臺《國家寶藏》節目組今年1月曾在成都市石室中學召開“宋拓蜀石經（復制本）贈予儀式”，這也是國家圖書館首次復制外贈后蜀石經的宋拓本。

　　成都市石室中學為什么能傳承至今？為什么叫石室二字？這個后蜀殘石經有什么來由？宋拓本又有什么故事？這里面的寬窄文化現象頗具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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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室雖窄

　　但文翁興學意義卻寬

　　經常聽說文翁化蜀一詞，故事要從西漢蜀郡太守文翁說起。

　　文翁名黨，字仲翁，今安徽廬江縣人。漢景帝末，經考察提拔升任蜀郡太守。

　　成都西漢文翁石室授經講學圖

　　揚雄《蜀王本紀》稱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杜宇時期的蜀地“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當時，正值“文景之治”后的開明盛世，社會穩定，蜀郡境域的經濟也較為發達，但文化教育卻較為落后，保留了很多陋俗。《華陽國志》記載：“始文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后來人們稱為“文翁石室”。西漢漢景帝末年（約公元前141年），文學精舍講堂建成后，蜀郡太守文翁即開始辦學，創辦起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地方官辦學校（郡學）。學生通過數年學習，經過考核，成績優異、能力強者充任郡縣官吏，次者擔任郡縣中掌管教化的鄉官。

　　文翁還從郡縣吏中挑選“開敏有材者”前往長安學習，待其學成歸來后委以官職擔任講學任務。此舉贏得社會廣泛贊譽，巴蜀大地呈現出一派重視教育、尊重人才的良好風氣。文翁興辦郡學改變了“蜀地僻陋，有蠻夷之風”的落后面貌。正是因為有了文翁的“為天下先”精神，偏遠的四川地區才得以承沐地方官學之教化，才有后來的學風之盛，人才輩出，如司馬相如、揚雄、陳壽、李密等名冠華夏。文翁開地方官學之先河，拉開了天府文化啟蒙運動的大幕。

　　從文翁創辦“石室精舍”起，學校名稱隨朝代的更替而迭經變更：至東漢到唐代為“益州州學”，宋代為“成都府學”，元代為“石室書院”和“成都府學”，明代為“成都府學”，清代先后為“錦江書院”、“成都府師范學堂暫設蒙養師范學堂”，一直到近代晚清的1904年改設現代中學——成都府中學堂，直至今天的石室中學，石室弦歌不輟，文脈不斷，甚至連校址都沒有動遷過。古今一校，揚輝千秋，如此神奇，古今中外絕無僅有——文翁石室成為全世界唯一的一所連續辦學兩千多年未有中斷、未曾遷址的學校。

　　被譽為公學始祖的文翁塑像

　　東晉常璩《華陽國志》記載：“蜀學比于齊魯。”東漢班固《漢書?循吏傳》也贊曰：“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文翁石室開辦17年后，漢武帝劉徹決定推廣文太守的辦學經驗，下令全國普遍興辦文翁石室式的官學。自東漢之后，各地因廟設學、廟學合一，文廟如雨后春筍，至清嘉慶年間，全國共有各級文廟1700余座。現在四川仍有不少地方有這樣的文廟舊址。文廟自東漢而興，除了講學祭祀紀念孔子外，也有追思文翁之意味。現在的成都市繁華街道，有文翁路、文廟前街、文廟后街、文廟東街之名。聞名遐邇的文翁石室故址就坐落在原文廟大成殿處。

　　文翁化蜀不只興學，還應包括文翁治水，但后者卻知之不多。根據《華陽國志》記載：文翁“穿湔江口，灌繁田千七百頃”。又據曹學佺《蜀中廣記》引《永康軍志》稱：“漢文翁為守，穿湔江水，堰流以灌平陸，春耕之際，需水如金，號曰金灌口也。”由此可見，文翁開湔江口對四川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具有極重要的意義。文翁是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擴大都江堰灌區的官員。

　　文翁在蜀郡逝世后，當地的官民紛紛為他立專祠，歲時祭祀不絕。在彭州新修復的文翁祠內仍然保留傳下來的頌褒之聯：“東流不盡漢時水，西望長陪秦守祠。”將文翁治水與李冰建都江堰相提并論，功若等同。

　　可見，文翁為官一任，在興學與治水上造福一方，使蜀郡出現“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繁榮昌盛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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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蜀殘石經雖窄

　　但傳承文化精神卻寬

　　中國古代中央政府在碑石上刊刻官定儒家經書，被稱為“石經”，對于統一文字、推廣教育有重要作用。從春秋戰國時開始，古人就習慣把經典著作刻在石頭上以便永久保留。“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廣泛存在于佛經、儒經等經典的記載和傳播之中。

　　石經制作一般需要在內部環境相對穩定、國家經濟條件相對富庶的環境下進行。而五代是唐宋之交的“大亂斗”時期，后蜀是五代十國中的一個國家，以成都為國都。身處戰火紛飛的五代，為什么偏偏后蜀能刊刻石經呢？

　　這要歸功于四川盆地易守難攻的地理條件，在冷兵器時代為后蜀提供了防御屬性加成，讓后蜀有了可以穩定發展的外部環境；同時，四川盆地水土豐饒，為發展生產和耕作提供了很好的自然條件；此外，當時的后蜀，境內很少發生戰爭，也沒有大的動蕩。所以，天時地利之下，讓四川成為了五代十國時期經濟發達地區。

　　只有好的經濟條件，還不足以成為誕生后蜀石經的理由，還要當時的統治者重視才可以。后蜀皇帝孟昶和宰相毋昭裔都很重視教育，國寶“后蜀殘石經”就是在毋昭裔的主張下，請當時著名的書法家手寫之后刊刻完成的。

　　國家寶藏之《后蜀殘石經》

　　1938年，人們在成都南校場外的城墻下面，挖掘出了近十塊石經的殘片，雖然殘損，但石片上秀美的正楷字刻仍清晰可見，后經學者確認，這正是遺世千年的后蜀石經的殘石。

　　后蜀石經中有十三部石經，刻成于成都府學文翁石室之中，所以又號稱“石室十三經”。它是儒家“十三經”的首次結集，對儒學“十三經”的正式定型，特別是對儒家經典“文獻典范”的形成都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決定了后來中國儒學經典體系的基本格局。后蜀石經的存在，充分證明了古代文人眼中“蜀學之盛冠天下”絕非徒有虛名。石經還首次在典籍之外，將注釋同時刻于石碑之上，方便公眾閱讀理解，同時還是中國歷代石經刻錄中規模最大的一次，也因此被學者譽為“冠天下而垂無窮”的壯舉。碎石殘片上的秀美正楷，誕生于五代離亂之際，直至宋代，歷經近200年才刻成。

　　后蜀殘石經曾因南宋末年的戰亂而散佚，連流傳拓本也十分罕見。1965年，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耗費25萬元從香港購回后蜀殘石經的宋拓本以及其他珍貴古籍拓本。這些珍貴的拓本現存放于中國國家圖書館，為后蜀殘石經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文翁化蜀”成為與“李冰治水”齊名的璀璨奪目的歷史名片，文翁贏得了世世代代成都人的景仰和尊重。

　　行文至此，筆者發現石室與石經雖窄，但承載的中國文化精神卻寬。綜上所述，我們知道了幾個殘石成為四川省博物院館藏珍品之原因所在。因為石經的背后，還有一所歷經兩千多年的學堂——文翁石室，雖歷經戰火，卻地址不改，不斷滋養一屆屆學子。后蜀石經作為“史上最強教材”留存，離不開背后薪火相傳的傳承人。

　　作者單位：成都市青羊區教育科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