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草在線據中國煙草博物館編輯整理　　自“九一八”事變起，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戰火，在中國大地上整整燃燒了十四年。經過浴血奮戰，1945年，中國人民同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一起，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20世紀初，中國民族卷煙工業初具規模。憑借優越的地理位置、活躍的商品市場、充裕的勞動力等條件，上海吸引大量資本投資卷煙工業，逐漸成為民族卷煙工業的中心。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后，中國整個卷煙工業分布及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日本帝國主義在其占領區實行嚴酷的經濟“統制”和壟斷政策，民族卷煙工業只能在夾縫中艱難生存。在內擠外壓、動蕩不安中，民族煙草工業積極開展愛國救亡運動。煙草產業工人和全國工人一樣，政治上毫無民主權利，經濟上遭受剝削和壓迫。為求生存，工人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展了不屈不撓的斗爭。

　　時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到來之際，循著抗戰的足跡，讓我們一起回顧抗戰時期的中國民族煙草工業。

　　戰火中的民族煙草工業

東裕隆煙草公司位于濟南的舊址。

隨著戰事發展，昆明、重慶等地手工卷煙作坊紛紛興起。圖為手刨煙絲場景。

官商合辦的華福煙廠生產的“華福”煙標。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者為了加強對中國經濟領域的控制，在其占領區實行“統制”政策，以達到壟斷物資的目地。民族煙草工業同樣難逃厄運。

　　上世紀30年代，日本侵略者建立了滿洲煙草股份有限公司，并在遼寧營口、沈陽和大連等東北地區建立多個卷煙廠。此前已在中國市場運營的東亞煙草株式會社基本控制了華北地區的市場。通過這種方式，日本煙草工業與中國煙草工業搶占市場。

　　1937年“七七”事變以后，日本侵略者對經濟領域采取更為嚴格的控制，控制卷煙工廠，壟斷煙葉原料和卷煙銷售市場，大肆掠奪民族資產和勞動力，中國民族卷煙工業的發展遭到壓制。如在上海，日本侵略者利用聯營社壟斷煙葉原料，上海一些卷煙工廠面臨破產的危險。

　　“八一三”淞滬會戰后，近30家民族卷煙企業先后遭到破壞，其中14家煙廠損失尤其慘重。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廠房和主要機器設備均被日軍焚毀；華成煙公司機器設備全部被毀，廠房部分毀損，約6000桶煙葉被焚燒。當時，上海民族資本煙廠僅19家開工。1939年年底，民族資本家于耀西出資在山東濟南創辦的東裕隆煙草公司更是被日本煙草公司強行收購。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日本侵略者更是野心勃勃，將東亞煙草株式會社、共盛煙草株式會社、武漢華生煙草株式會社等6家公司合并，在上海組織成立了中華煙草株式會社，開始著手全面“統制”在華卷煙工業。

　　在日軍侵略過程中，許多中國卷煙工廠毀于硝煙中，但民族資本家并沒有屈服。他們有的在租界內繼續重建廠房，創建了不少愛國品牌卷煙，用多種形式支持抗日愛國運動；有的將工廠遷往重慶、貴州、云南等地，另辟市場，將煙草工業與烤煙種植技術引入當地，在戰火中振興當地煙草產業。

　　隨著上海、山東青島、天津、湖北武漢等地淪陷，不少學校、機關、工廠紛紛遷往西南、西北等地，一些城市，如云南昆明、重慶、甘肅蘭州等人口激增，卷煙消費量大幅增長。加上卷煙貨源中斷，一些民族卷煙工廠也遷至云南、四川、廣西、貴州等地。同時，一些手工卷煙加工者將手工卷煙技術、手搖卷煙機等帶到上述地區，推動了當地卷煙工業的發展。

　　如1937年后，甘肅地區卷煙消費量不斷增加，地方煙草供不應求，各地手工制煙作坊興起。當時，在國民黨政府注冊的蘭州卷煙廠有新華紙煙廠和華隴煙草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另外，天水有西北煙廠、松茂家庭工業社等5家；慶陽有華豐、恒泰等多家煙廠和作坊；平涼有紙煙作坊11家。甘肅地區私營卷煙生產廠家在抗戰時期最多時達50多家。

　　再如，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曾是國內最大的民族卷煙工廠，在天津、上海、漢口等地設有公司和分廠。1938年，日本侵略者逼近武漢，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漢口分公司決定搬遷，將卷煙設備、煙葉原料等分批運往重慶。1939年3月，該公司在重慶設立分廠，生產“雙喜”“黃金龍”“高塔”等，月產量300余箱。

　　此外，1940年，官商合辦的華福煙廠在重慶籌備建廠，歷時3年，于1943年7月開始生產“華福”“火炬”“三六”等卷煙，月生產能力達 900箱。“華福”卷煙于1943年7月28日試銷，每箱出廠價3萬元，每包零售價30.4元，試銷不到一個月就廣受好評。當年9月18日，該公司將每箱出廠價調整為4.93萬元，每包零售價為50元，價格增長，銷路卻一直不錯。1944年年初，“華福”卷煙出廠價由每箱4.93萬元調整到6.91萬元，成為當時重慶暢銷的卷煙品牌之一。此外，重慶一些中小型卷煙廠和手工卷煙作坊也迅速發展起來。至1943年4月，重慶卷煙廠達72家。1944年，重慶卷煙廠發展到127家，成為當時全國重要的卷煙生產基地。另外，1940年，由官僚資本創辦的貴州第一家，也是規模最大的卷煙工業企業——貴州煙草股份有限公司，同樣見證了抗戰時期民族煙草工業的興起和發展。

　　為應對財政和軍費不足，上世紀40年代，國民黨政府決定對鹽、煙、糖、酒、火柴、茶葉6類商品實行專賣管理。1942年1月，國民黨政府財政部設煙類專賣籌備處；5月1日，正式成立煙草專賣的行政機構；5月13日，經過立法程序后，公布《戰時煙類專賣暫行條例》，正式宣布在國統區實行戰時煙類專賣，發布《戰時煙類專賣條例施行細則》，規定煙類專賣的范圍包括紙卷煙、雪茄煙、薰煙葉、其他機制或仿機制煙類、卷煙用紙，同時對紙卷煙、雪茄煙、薰煙葉、卷煙用紙、制煙機器及特種用具的生產、收購、運銷、價格、進口及卷煙攜帶等方面作了詳細規定。國民黨政府財政部根據國家專賣事業設計委員會的建議，在重慶市設立煙類專賣局暨董事會，隸屬國民黨政府財政部。各地在實行專賣的區域成立煙類專賣局，共劃分為11個區，即川康區（兼管鄂西）、河南區（兼管皖北、鄂北）、廣東區、廣西區、閩贛區、蘇浙區（兼管皖南）、湖南區、貴州區、云南區、陜西區、甘寧青區。戰時環境惡劣、運輸困難，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采取的煙草專賣管理僅限于對專賣物品的戰時管制而已。直到1945年，國民黨政府決定停止對煙草類產品的專賣管理，但依然采取統一征稅的方式。戰時煙草專賣制度實行近四年，在保障國家稅收、提供抗戰財力支援等方面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入侵越南和緬甸后，1942年，日本侵略者切斷了滇緬公路交通，云南外來卷煙受阻，再加上當時遷入云南的大批軍民對卷煙需求增多，云南煙草事業得以發展。為解決卷煙原料供應不足的問題，上世紀40年代，宋子文與云南省政府商定，在昆明東郊定光寺蠶桑苗圃農場嘗試引種來自美國的烤煙，并獲得成功。從此，美種烤煙在云南扎下了根。由于烤煙種植面積不斷擴大、煙葉產量迅速增加，云南煙葉復烤和煙草工業隨之興起。云南省政府于1942年在昆明上莊新建煙葉復烤廠和云南紙煙廠。這期間，昆明等地先后創建77家卷煙工廠。

　　1942年，福建各地卷煙業大受沖擊，龍巖合股經營的卷煙廠和家庭作坊式小煙廠僅10家，重要的有三友工業社、南方卷煙廠、新興煙廠等。其次，戰爭使得流通梗阻，福建煙草行業遭受嚴重損失。如永定煙絲，在清朝末年曾遠銷全國各地。由于戰爭，沿海失守，港口被封，永定煙絲外銷之路斷絕，損失甚多。與云南地區發展情況類似，福建地區因煙草原料短缺，也開始引種烤煙。

　　抗戰勝利后，大批因戰爭遷移的人員返回家鄉，有些地區卷煙需求量隨即大減。如1946年，云南卷煙銷量大幅下降，種植面積比前一年下降了52%，煙葉總產量比前一年下降了46%。但隨著經濟的恢復，其他地區的卷煙工廠紛紛前往云南收購煙葉，當地煙葉遂恢復生產。

　　苦難中的煙草產業工人

抗戰期間，中國民族卷煙工廠的工人們積極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剝削和壓迫。圖為煙博館歷程館中一組表現煙草產業工人抗爭形象的雕塑。

上世紀30年代，趙一曼在啟東煙草股份有限公司向工人宣傳抗日救國主張。

天津卷煙業同業公會派人參加封存日貨活動，支援救國聯合會工作。圖為表現天津卷煙業同業公會參加示威游行的畫面。

　　抗戰時期，煙草產業工人和全國工人一樣，政治上毫無地位，經濟上所受剝削和壓迫嚴重。因此，他們更有強烈的反抗性和革命性。抗戰時期，煙草工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與日本侵略者展開各種斗爭。

　　“九一八”事變后，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指出，黨的中心任務是組織和領導群眾開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武裝斗爭。